今年5月份以来，中央政府对于当前经济的总体态势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研判，并且把“稳增长”作为宏观政策主要目标，随之国家发改委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7月份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判断，宏观调控力度亦随之加大，这不但体现在货币政策的松动上，也体现为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规划上马各类大型投资项目，以呼应中央对“稳增长”的吁求。笔者以为，这些政策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然而，考虑到由于外需收缩过快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在短期内产生超调，导致当下的实际增长低于调整过的潜在增长率，因此，短期的宏观刺激政策与投资措施的实施依然有其合理性。
    　不过，对于政府的投资刺激政策，当前也存在着比较强烈的批评声音，如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结构失衡，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偏高，更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困难与两年前的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因此，短期内，即便要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也应该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而不是投资上面。这个批评应该说有其道理，从长期来看，的确应该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方向。然而，从现实条件来看，要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
   　 原因在于，一个经济体的消费总水平不但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而且也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如果在相同国民收入总量的前提下比较两个经济体的消费总水平，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的经济体将比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经济体有着更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中国的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而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首先就体现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之中。譬如，如果我们依据总量生产函数来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就不难发现，过去若干年，相比于劳动力的投入，中国使用了越来越多的资本，这导致资本所占的收入份额相比于劳动力有明显上升，这也意味着，提供劳动力的普通家庭在国民收入的分配占比在不断缩小，而资本的收入占比在不断上升。进一步，由于中国的存款利率偏低，在资本收入的分配过程中，股权资本的收益水平又明显高于债权资本。
  　  尽管通过调整扭曲的要素比价关系，或者通过政府的财政税收工具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可以得到缓解，然而，这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总量生产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也就无法明显扭转当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总水平。而且，过度依赖再分配政策还会对投资产生负面激励，由此抵消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既然短期内消费难以得到迅速提振，刺激总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就只能把重点放在投资的提振上。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刺激投资，而是怎么来刺激投资？应该投向什么领域？笔者以为，目前单纯依靠地方政府投资的刺激模式并不可取，其潜在的危害将非常巨大。据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日前的一次演讲中透露的数据，最近各级地方政府上报中央等待审批的投资规划规模非常惊人。不管最终实际发生的投资是多少，地方政府的这种极其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但可能带来过快的投资增速，从而推高通货膨胀，而且，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由于忽视了企业家在选择投资方向上的职能，容易产生资源误配问题。
   　 也许有人会进行如下辩护：地方政府的投资并不指向具体的生产领域，而主要是投向基础设施，这将为企业家的生产性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因而并不会带来资源误配问题。然而，这样的辩护并不成立。首先，基础设施和私人产业资本具有生产上的互补关系，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两者中任何一种如果投资过快，另一种无法及时跟上，都会带来资源误配。根据笔者和同事的一项研究，由于私人性产业资本的投资太少，中国中西部大部分省份的基础设施资本的边际产出相比之下更低，这表明基础设施在这些省份已经投资过度。其次，过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带来对私人性生产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得两种资本的比例关系失调。再次，即便在基础设施内部也存在不同部门，各级政府未必能够选对短板部门进行投资。譬如，中国主要缺少货运铁路，而这些年我们却在大力发展以客运为主的高铁项目。最后，中国西部基础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很不充分，而当前上报的西部项目很多却是难以盈利的机场项目。
    　一方面，投资在短期作为需求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投资在长期将作为供给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当前的投资刺激措施必须考虑到对长期供给结构的影响，我们不应忘记，供给结构不合理带来的产能过剩正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主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短期投资刺激措施应该要达到去除多余产能、调整供给结构的长期效果。而要实现这一点，可行的办法是依靠企业家进行投资。也许目前的经济困难会给企业家寻找未来能够盈利的产业增长点构成很大障碍，然而，正如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一文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掌握的知识只能以一种分散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合理的知识运用也只能依靠分散的个人，而市场则是一种分散的个人运用知识创造财富的最好机制。只要蕴藏在亿万中国人身体内的企业家才能得到迸发，从不同领域展开的投资尝试定能帮助我们找出最优的增长机会。
    　行文到此，相关的政策含义已经昭然若揭。“稳增长”必须依靠激发民间投资。要激发民间投资，惟有打破垄断、实施总量减税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完善金融体制。换言之，惟有从进一步推进各项改革入手，才能够实现兼顾短期的“稳增长”和长期的“可持续增长”的合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