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益、诉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不同个体、不同组织之间合法权益的指向往往并不一致，存在冲突，甚至这些组织、个体在不同时期的权益、诉求也是多元或相互矛盾的，比如假期中，人们低价格出行和更通畅出行的诉求，在本质上就是相互抵触的。
    面对复杂多变甚至相互抵触的权益和诉求，只有提高决策水平，用更精细化的社会管理，寻求一条不断逼近社会整体福利帕累托改善的路径，以最小代价达成最大利益，这对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是决策过程中的专业技能支撑问题。政府官员并不是专家，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都由各类专业问题所综合构成，所以决策者应该更多地向专家、智库咨询，甚至面向社会公开讨论。比如此次假期高速公路免费，事先就应该有多方面的专业考量，比如政策的合法性，再如从经济学角度测算出行需求的弹性，预测免费诱发的出行需求等等。这些都可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查或从各类专业公司如租车公司收集资料进行推算。现在发达的信息技术已经为更详细地收集资料提供了条件。相对中国，西方的这类智库和民调行业更加发达。决策过程的精细化和复杂化，表面看来会增加政策的决策成本，但却可以极大地省下执行成本，乃至避免或减少执行中的损失。
    某种程度上，决策过程是否有专业技能支撑，取决于决策者的方法论。毋庸讳言，中国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一言堂式决定，受长期以来偏重于实物的唯物史观影响，在具体决策过程中，较之于技术工程师，社会科学更受轻视。而如果说工程师是致力于改造自然，那么，社会学科则是组织各类社会资源帮助工程师改造自然，所以，面对问题，寻求、组织技术支撑，特别是社会科学类的专业技能支撑，体现出决策者所采用的方法论。
    实际上，决策者在具体的社会问题上并不是专家，他们需要做的是组织各类资源去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使用何种方法论作为指导，也体现了决策者的专业能力、技能和素质——— 如果一个决策明显缺乏某些应有的专业考虑和专业技能的支撑，那么做出这个决策的决策者的专业能力也是不足的。
    决定社会管理决策技能水平和决策者方法论的，是社会管理者是否有“决策结果焦虑”，没有这种焦虑和压力，就不会有方法论和决策过程技能支撑的改善。这种“决策结果焦虑”由“没做出好决策”和“做了坏决策”两个方面构成，前者是推动社会不断改善的动力，后者则小心翼翼地修正、维护方向，使社会决策沿着帕累托改善的路径进行，其倚靠的正是前文所述的专业技能，否则“好心办坏事”，最终会伤害到“好心”。
    这些焦虑的最终来源是社会大众对决策者的要求和压力，只有当决策者会因为一个好决策得到好的口碑、嘉奖和提升，也会因为一个坏决策被批评、降级，才会有压力，这最终迫使他们寻求最合适的方法论来指导决策过程，寻求最完善的技术支撑来辅助决策过程。当然，倘若犯错官员无须负责，也没有社会舆论对公共事务的充分参与，决策者的这种“政策结果焦虑”只是镜花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