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不信任，这一困扰各地政府部门的“不解难题”，在此次论坛最终达成的共识里不乏切中要害的分析。不独垃圾焚烧一例，当下政府公共政策的行事路径，其悖论或从一开始便有征兆：政府动议既出，立场往往先行，在交付清议前便已有了既定态度，使公众参与存在流于形式的危险。即便并非政府主导的公共议题，在其后续介入时，也有某些不变的措辞逻辑。正如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所言，涉及公共安全健康问题，政府不应总是站出来拍胸脯打包票说“这是绝对安全的”。而应站在公众立场，把问题原原本本地付诸讨论。权力为企业行为背书，使政府与公众失掉了一同求解公共议题真相的机会。
    普遍存在的政府“打包票”现象，其后忽略掉一整套决策出台程序，要么是程序形同虚设径自被省掉，要么则是缺乏全程性的公开。而没有公共决策的全程透明，民众的不信任便难免推导出所谓“黑箱”、“程序虚设”等判断。公共决策难以走出慈父心态，市民参政程序性权利被褫夺便成为权益被侵害的前兆，时间流转，差评印象随之加深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
    首先是政府主导公共议题的设定权，“建还是不建”的关键阶段时常被跳过，留给市民“积极参与”的，只有“怎么建，建在哪里”的讨论余地，公众只能“作参政状”的受挫感成为不信任的心理诱因。其次，不少决策的关键环节，诉诸公议时已是定下来的结果，即便在其后经历了周密的考量、科学的论证、理性的斟酌与判断，但当上述环节关起门来进行、且不及时知会公众时，因信息掌握不对等而产生的群体焦虑也助长着不信任。更何况，在政府用自身信用背书的“绝对安全”同时，却普遍存在“给我冲”而非“跟我来”的不自信，躬亲先行的缺位，让官民互动由观望而滋生怀疑。
    广州市民参政的传统，如何才不至于辜负？维护并撑大市民参政空间，离不开政府与公众的良好互动，需要有诚意且够坦诚的政府权力，开放的社会环境，理性而坚韧的市民阶层。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公共决策，亟待政府与民众从互信走向共治，从“坐下来，谈一谈”开始，官民不仅要常态化顺畅交流，且达成的共识须有影响决策的实效。于此节点上剖析和重建广州公共参与的样本，诚为各方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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