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省略和曲折的说法，字数很少的词语有非常丰富的含义，而且与字面意义相去甚远———比如“关系”。要穷尽这个词语的全部含义，一本书的篇幅也是不够的，但在现实中，每个人都懂得其复杂、含糊、随着语境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意义。这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情境”：情境变化了，语言的意义就变了，如果你不熟悉一种文化及其情境，就不能真正懂得一种语言。
    “居民”也是个含义丰富的词。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只是描述了人与居住地点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最近有两条新闻，如果稍作概括，就是“部分北京居民反对部分北京居民子女在北京接受教育”，以及“部分上海居民反对部分上海居民子女在上海参加高考”。如果你晕了，说明你既不懂中国文化，也不懂中国语言，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两条新闻的真实含义是：部分拥有北京和上海户籍的居民反对非户籍常住居民的子女在北京和上海拥有接受教育或参加高考的权利。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需要这种拗口的翻译，因为中国人都是话中有话的专家。一定要解释的话，可以参考这位北京户籍居民的说法：“较高的升学率一直是北京的优势，一旦放开(异地高考)，必将吸引更多人落脚北京，户籍制度也将被彻底架空，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优质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又是按照特定规则分配的，比如最优先的是“关系”，然后是户籍。这些年来，为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北京的非户籍常住居民做了艰苦的努力，甚至被户籍居民称为“异闹”——— 这个词太有本土特色了，没有北京户口都没法翻译。
    反对“异闹”的居民虽然有北京户口，但是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关系”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为了保护仅剩的特权，“户籍制度”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所以不惜以“不稳定因素”来挑拨敏感神经，可谓用心良苦。这让我想起社会学家陈映芳在新书《城市中国的逻辑》里的一段描述。她说，中国的城市开发体制“通过区隔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市民有限地分享了城市开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忍受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不公”——— 这就是精通“情境”的学者的看法。
    也是在这本书里，陈映芳把户籍制度称为“有用的旧门槛”。说“有用”，是因为它仍然可以把大多数人挡在城市门外；说“旧”，是因为不少地方都在不断制定更精致化、更有效的技巧性政策，在吸纳一部分人进入城市的同时排斥其他人。她说，在上海等大城市实施的居住证，就是这类“技巧性政策”，其本质是把国际移民的标准和手段用于国内。陈映芳认为，中国未来必须建立一套以普遍的、所有人一体适用的公民权为前提的迁移制度——— 恕我孤陋寡闻，关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我还没见过比这更有见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