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农村也要有前途
2012-10-29 来源：南方都市报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句话所描述的现象正逐渐成为事实。近日，国务院参事冯骥才说，过去10年全国每天消失80到100个自然村。在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下辖的南坑村，由于青壮年挤入城市讨生活，一家家搬离了村庄。现在村里就剩下一个叫钟兆武的64岁老人。
过去，故乡沦陷的说法多少有些抒情意味，尽管它可能涉及到社会流动的某些横截面，比如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大量荒芜的土地、无所依靠的老人、孤单的留守儿童、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零星的犬吠。此类画像呈现当下中国乡村的普遍生态。然而它们夹杂着人的复杂情感，不足以作为一个具体可论证的社会问题来表述。如今，当国务院参事以如此充实且触目惊心的数据反映当下农村的变迁，它所带来的思考显然超过了文学范畴。
这种变迁曾被学界描述为“空心化”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沿海城市汇聚了廉价劳动力，根基于“人口红利”的世界工厂就此完成了最为重要的环节构架。早期，这种现象达成一种双赢的结局，沿海城市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国家的有利政策，完成资本积累；农村因劳动力转移、农民去异乡就业而焕发生机，城市文化向农村渗透，传统保守的小农思想亦受到冲击。然而，随着这种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外出务工现象日趋普遍，甚至成为农民改善命运的不二法门。今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达历史新高，占全国总人口17%。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也出现新的变化，譬如新生代农民工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增强，家庭化迁移成趋势。
农村反哺城市的现象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农业输血发展工业，实属国家政策的导向；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表面上看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其背后显然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一方面，国家为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政策，由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民所受到的束缚逐渐减少，农民被允许脱离土地。城乡二元格局促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以前被视为“盲流”，如今则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去到城市务工、创业，其中不乏传奇的励志故事。
在这种格局下，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鲜有发生，发生在农村的创业奇迹尽管让人叹为观止，却难以复制，相反，逃离农村的观念仍然颇有市场。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河北一位研究生毕业未找工作且选择回家种田，其父为此气急服毒。“农村研究生”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不仅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还在于在当下城市与农村的失衡发展，农村仍然象征着贫穷落后，光鲜亮丽的城市展示了发展的步伐，却也在蚕食农村命运改善的机会。
城市与农村经济失衡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甚至它也部分地改变了传统观念，务工者将生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异乡，待愿望实现，只能错把它乡当故乡，彼时，“落叶不归根”恰是外出务工者的理性选择。上亿流动人口所导致的故乡沦陷，显然并非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文化运动，它之所以发生，实乃“适者生存”法则使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尽管不乏“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的举措，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城乡格局若要回归正常的秩序，有赖于发展思路的转变，尤其需要国家政策的全盘考虑。
农村的边缘化乃至衰落的迹象值得重视，关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这一主旋律之余，不应忽视这一可怕注脚。城乡发展不平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资源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也属必然，一些乡村的衰败乃至消失势所避免，当前应该重视的是加剧城乡失衡的结构性因素。政府之职责就在于正视并力图缓解这一倾向，让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相互守望，使城与乡都成为适宜生存的乐土。当然，城乡均衡发展的文化意义也不容忽视，期盼一个有前途的农村，显然亦是为满足流动人口回到故土的朴素愿望。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
过去，故乡沦陷的说法多少有些抒情意味，尽管它可能涉及到社会流动的某些横截面，比如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大量荒芜的土地、无所依靠的老人、孤单的留守儿童、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零星的犬吠。此类画像呈现当下中国乡村的普遍生态。然而它们夹杂着人的复杂情感，不足以作为一个具体可论证的社会问题来表述。如今，当国务院参事以如此充实且触目惊心的数据反映当下农村的变迁，它所带来的思考显然超过了文学范畴。
这种变迁曾被学界描述为“空心化”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沿海城市汇聚了廉价劳动力，根基于“人口红利”的世界工厂就此完成了最为重要的环节构架。早期，这种现象达成一种双赢的结局，沿海城市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国家的有利政策，完成资本积累；农村因劳动力转移、农民去异乡就业而焕发生机，城市文化向农村渗透，传统保守的小农思想亦受到冲击。然而，随着这种人口流动模式固化，外出务工现象日趋普遍，甚至成为农民改善命运的不二法门。今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达历史新高，占全国总人口17%。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也出现新的变化，譬如新生代农民工即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增强，家庭化迁移成趋势。
农村反哺城市的现象早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依靠农业输血发展工业，实属国家政策的导向；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表面上看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其背后显然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一方面，国家为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政策，由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民所受到的束缚逐渐减少，农民被允许脱离土地。城乡二元格局促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人口以前被视为“盲流”，如今则被称为“农民工”，他们去到城市务工、创业，其中不乏传奇的励志故事。
在这种格局下，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鲜有发生，发生在农村的创业奇迹尽管让人叹为观止，却难以复制，相反，逃离农村的观念仍然颇有市场。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河北一位研究生毕业未找工作且选择回家种田，其父为此气急服毒。“农村研究生”之所以被寄予厚望，不仅因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传统观念，还在于在当下城市与农村的失衡发展，农村仍然象征着贫穷落后，光鲜亮丽的城市展示了发展的步伐，却也在蚕食农村命运改善的机会。
城市与农村经济失衡发展，导致了贫富分化。甚至它也部分地改变了传统观念，务工者将生活改善的希望寄托在异乡，待愿望实现，只能错把它乡当故乡，彼时，“落叶不归根”恰是外出务工者的理性选择。上亿流动人口所导致的故乡沦陷，显然并非一种具有颠覆意义的文化运动，它之所以发生，实乃“适者生存”法则使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尽管不乏“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和返乡创业”的举措，但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城乡格局若要回归正常的秩序，有赖于发展思路的转变，尤其需要国家政策的全盘考虑。
农村的边缘化乃至衰落的迹象值得重视，关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这一主旋律之余，不应忽视这一可怕注脚。城乡发展不平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资源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也属必然，一些乡村的衰败乃至消失势所避免，当前应该重视的是加剧城乡失衡的结构性因素。政府之职责就在于正视并力图缓解这一倾向，让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相互守望，使城与乡都成为适宜生存的乐土。当然，城乡均衡发展的文化意义也不容忽视，期盼一个有前途的农村，显然亦是为满足流动人口回到故土的朴素愿望。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