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生态文明 塑造民众安全感
2012-11-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在此次十八大报告中独立成篇。“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就此，生态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一道，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上升至此高度，足见执政党对社会发展目标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经历发展观的层层演变后，本着“以人为本”的前提，充满哲学意味的“天人合一”生态愿景，正化作建设“生态文明”的执政目标。这不仅是重温更是回归，在生态保护渐成全球共识的今天，此发展目标的提出，正如《人民日报》所期待的那样，或可“在全球视野中树起一座风向标”。
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目标是长时间的理论积累和创新的结果，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方针政策为此作了大量的铺垫。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进入21世纪，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其中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并做了具体部署，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扩充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是以片面、功利的发展观向全面、科学的发展观转变为基础，在经济领域，则集中表现为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主要关注数量增长，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从片面追求GDP，到以人为本。
生态文明指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并非制约发展，更非片面的生态崇拜，其目的是为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它是对片面追求发展的扶正，彰显并重申的无非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即要保证社会的前途和生命的延续。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二选一的困境，生态文明对传统发展观的优化，集中在区分了手段与目标：不是以人作为发展手段，不能以“发展”(比如单纯的G D P政绩)作为发展目标，而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发展手段，以人的生存与进步为发展目标。
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利用其创造力加速文明进程的同时，始终暗藏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文明发展在人的逐渐延伸和人的自我约束之间匍匐前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生态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相配套，所践行的正是大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发展观”。
文明就其根本而言终将落在人的价值。生态文明不与发展背道而驰，它阐述的乃是发展的意义和重托。如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恰如其他文明形态一样，为芸芸众生所亟亟追寻。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考量，继而塑造普通民众的生存安全感，是为朝野之共识。马克思倍感忧虑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环境敏感期”的中国社会亟待正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所背负的时代期待，恰如《人民日报》所呼吁的那样，“它的终极生命力，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身体力行，把高屋建瓴的战略认知熔铸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
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目标是长时间的理论积累和创新的结果，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方针政策为此作了大量的铺垫。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进入21世纪，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其中目标之一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并做了具体部署，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扩充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是以片面、功利的发展观向全面、科学的发展观转变为基础，在经济领域，则集中表现为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主要关注数量增长，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从片面追求GDP，到以人为本。
生态文明指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并非制约发展，更非片面的生态崇拜，其目的是为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它是对片面追求发展的扶正，彰显并重申的无非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即要保证社会的前途和生命的延续。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并不必然存在二选一的困境，生态文明对传统发展观的优化，集中在区分了手段与目标：不是以人作为发展手段，不能以“发展”(比如单纯的G D P政绩)作为发展目标，而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发展手段，以人的生存与进步为发展目标。
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利用其创造力加速文明进程的同时，始终暗藏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生态文明，文明发展在人的逐渐延伸和人的自我约束之间匍匐前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并列，生态建设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相配套，所践行的正是大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发展观”。
文明就其根本而言终将落在人的价值。生态文明不与发展背道而驰，它阐述的乃是发展的意义和重托。如今的生态文明建设恰如其他文明形态一样，为芸芸众生所亟亟追寻。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考量，继而塑造普通民众的生存安全感，是为朝野之共识。马克思倍感忧虑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环境敏感期”的中国社会亟待正视。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所背负的时代期待，恰如《人民日报》所呼吁的那样，“它的终极生命力，还在于每一个个体的身体力行，把高屋建瓴的战略认知熔铸为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