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面世。
    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财政、税收、社保等等，那么，它与个税改革、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的总体方案，应该是进一步将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化，明确改革的目标、路径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案视同为十八大报告里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原则的具体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众称之为“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分配，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胜阻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缩短差距。”
    “这是自十六大以来中共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的量化目标。”辜胜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
    “这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个确切的事，因为2010年的收入是确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郑功成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十八大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发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众多代表热议。
    此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多项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所以，“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行进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经实施，并不是要等到国务院的总体方案出台后再进行，这是一个认识误区。”郑功成说，“但自十八大报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路径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层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进行？
    辜胜阻:启动最易达成共识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辜胜阻: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从改革难易程度来讲，这也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由这种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职业技术分层认定制度改革，改变部分劳动者“有技术无地位”的情况。
    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成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
    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价、房价或其他生活成本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