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资源配置，让城镇化成新经济增长极
2012-12-7 来源：南方都市报
“新型城镇化”毫无疑问是最近一大热词，李克强副总理已反复提及，十八大报告亦将其放在重要位置。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当中国站在潜在的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上时，城镇化成为焦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200多年来的国际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一直被认为与人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化率超过60%的7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7(中等偏下人类发展水平)。
就中国本身而言，30多年来的城镇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颇多。近日，世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亦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能解决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据其估测，在此期间中国家庭消费额会增长到原来的3倍，从户均3万元升至9.2万元，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城市，至2030年将贡献中国城市GDP的40%。
因此，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及“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可见，城镇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的重要路径，并将在全国推开。
然而，目前我国工业化率已近40%，依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城镇化率应在75%以上，但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约为51%，明显低于其他新兴市场，亦与70%的稳定城镇化水平有一段距离。日本等国将城镇化率从50%提高到70%用了15-45年不等，可见，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普及等潜在好处能否转化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导向，以及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土地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否达到分配公平、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在1996年加速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低价征收划入城市范围，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亦随之大幅提升。但城镇化不仅是资源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更是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并最终从农民转向市民的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农民即使入城务工亦仅解决了进城问题却并未真正“市民化”，即未享受到城镇化本应带来的福利成果，社会矛盾亦因此爆发。实现“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其前提必须是使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赶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惟有保障农民平等享受财产、就业、医疗、教育等各项权利，实现城乡平权，方有可能使其转化为内需动力，为中国经济结构从出口投资主导转型为消费主导奠定基础。
再者，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行政规划占据了太多的篇幅，从征地到区域发展方向，都充斥着行政因素。以行政意志进行资源分配，政府的有形之手过多地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无法避免的是管制失灵所导致的重复、低效以及寻租。城镇化本身就是人口在城市中聚集所产生的显著规模经济效应，她将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在往后的城镇化过程中，除了打破垄断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外，不妨谨守有形之手的边界，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将资源配置的任务交还给市场这只无形之手。
城镇化无疑是大势所趋，但要将城镇化的效果最大化，须先改变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主导并保证人口城镇化，方能优化资源配置，令其成为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极。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
当中国站在潜在的经济增速下滑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上时，城镇化成为焦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从200多年来的国际城镇化发展进程来看，城镇化一直被认为与人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数据显示，在城镇化率超过60%的77个国家(地区)中，只有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7(中等偏下人类发展水平)。
就中国本身而言，30多年来的城镇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颇多。近日，世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亦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能解决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据其估测，在此期间中国家庭消费额会增长到原来的3倍，从户均3万元升至9.2万元，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目前人口少于150万的中小城市，至2030年将贡献中国城市GDP的40%。
因此，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及“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可见，城镇化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调节经济结构的重要路径，并将在全国推开。
然而，目前我国工业化率已近40%，依照钱纳里的世界发展模型，城镇化率应在75%以上，但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约为51%，明显低于其他新兴市场，亦与70%的稳定城镇化水平有一段距离。日本等国将城镇化率从50%提高到70%用了15-45年不等，可见，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普及等潜在好处能否转化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导向，以及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土地政策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能否达到分配公平、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
在1996年加速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被低价征收划入城市范围，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土地城镇化的速度亦随之大幅提升。但城镇化不仅是资源向城市聚集的过程，更是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并最终从农民转向市民的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农民即使入城务工亦仅解决了进城问题却并未真正“市民化”，即未享受到城镇化本应带来的福利成果，社会矛盾亦因此爆发。实现“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其前提必须是使人口城镇化的速度赶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惟有保障农民平等享受财产、就业、医疗、教育等各项权利，实现城乡平权，方有可能使其转化为内需动力，为中国经济结构从出口投资主导转型为消费主导奠定基础。
再者，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行政规划占据了太多的篇幅，从征地到区域发展方向，都充斥着行政因素。以行政意志进行资源分配，政府的有形之手过多地代替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无法避免的是管制失灵所导致的重复、低效以及寻租。城镇化本身就是人口在城市中聚集所产生的显著规模经济效应，她将使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得以大幅度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在往后的城镇化过程中，除了打破垄断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外，不妨谨守有形之手的边界，更多地遵循市场规律，将资源配置的任务交还给市场这只无形之手。
城镇化无疑是大势所趋，但要将城镇化的效果最大化，须先改变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主导并保证人口城镇化，方能优化资源配置，令其成为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极。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