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史学界“失语” 导致历史阅读“庸俗化”
2013-12-3 来源：南方日报
昨日下午，著名作家、《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来到东莞图书馆开讲，进行重建中国文明的演讲。讲座一开始，孙皓晖就抛出“为什么我们要提出重建中国文明”这一问题。他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在全面的社会意识里还缺乏对中国文明完整、准确和共同的认识。
“重建中国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命题，就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如果说重建中国文明是中国梦，那我认为这将是中国人最强烈、最长远、最有深度的梦想。无论是我的小说还是我的理论专著，都坚持一个一以贯之的立场，那就是回到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必须为重建中国的文明做努力。”孙皓晖如是说。讲座之后，孙皓晖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谈历史小说
在传统夹缝中伸出来的作品
孙皓晖耗时16年创作完成的六部500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是当代中国篇幅最长的文学作品。谈及这部著作，孙皓晖这样形容。“这是一部和2000多年的传统理念中断的文学作品，尽管它的内容是客观叙述的，中间也有众多我自己的评论，但是从中国的史观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结构上来说，它是一部在巨大传统夹缝中伸出来的作品。”
“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严肃程度上的欠缺和质量的良莠不齐，在于学问基础不够扎实”，孙皓晖这样评价当前的历史文学写作，“很多人认为写历史小说只要读一本史书就能展开，其实不然，你要了解宋代，不仅是通过史书，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中国四大古典实用名著《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水经注》，这些书隐藏了大量古代生活层面上的实用信息，但很多写作者都忽视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孙皓晖认为，历史观也是决定历史文学质量的灵魂要素。“历史在我们面前是一幅幅残卷，只有依靠思想的力量才能将它们重新燃烧。如果一部历史小说对一个时代、一个历史人物没有新的认识，这部作品无疑是随大流的。”当然，新理念不是盲目的出新，孙皓晖认为必须要有理论独特性，并经得起社会敲打的理念出新，才能引领历史小说的写作达到一个新高度。
■谈国学热
打破独尊儒术的编写传统
“在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中，我们如何接受民族的历史遗产，也就是形成我们所谓精神上的历史观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孙皓晖指出，尽管人们总是有回望历史的习惯，但整个精神平台是混乱的，当下的复兴国学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认为，让小学、中学的青少年儿童关注历史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是很好的初衷，但是如何去谈就变得非常值得思考。“编写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是树立史观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对此，孙皓晖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我们现在就开始编订这样一本国学教育的教材，那么我们是按照独尊儒术的传统去编，把《弟子规》、四书五经、《百家姓》、《三字经》等作为国学教材，还是采取一种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承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我赞成把任何一种基本流派的基本代表都编进来，比如政治上的几大学派、易经、黄帝内经等等。”孙皓晖认为，所有能够体现文明多元化的理论阵营体系，应该集合起来编成一本教材，帮助孩子们了解古人是如何去思维，并最终形成我们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
专访：
“历史写作为时代呈现活的镜子”
南方日报：您之前说过对大秦时代的追忆和怀念其实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法治社会和法治精神的追寻，这对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还原历史不必拘泥于细节
孙皓晖：从战国初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文明大变革，处于从摆脱旧文明到创造新文明的时期。所以各国的大改革、大变法一浪高过一浪，七大战国都分别经历了多次变法。但如今，我们的古典文明已经被近代列强的炮火所中断，而目前我们还没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法和路径来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商鞅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吸取了当时社会上变法的各种成果，才搞得那么彻底。回顾那个时代，实际上是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历史时代呈现一个活体的镜子。告诉我们祖先曾经走过了怎样的路，遇到怎样的风险，怎样经过生死存亡，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
南方日报：很多人会说要还原历史。您认为真的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呈现历史吗？像司马迁，虽然他是个很伟大的史学家，也许他在历史事实上是尊重史实的，但是他评判的立场是儒家的。
孙皓晖：在细节上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觉得所谓的还原历史、再现历史是从精神上、骨骼上、最主要的事件进程、最大的时代框架、社会结构、社会的基本面上去还原历史。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细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任何一代人总结历史都是从历史中发现当代人所要继承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继承的是变革精神、法治精神，那个时代的阳刚精神、已经在实践中取得的战争经验、生存智慧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挖掘、发现、再现、复原。
学界缺乏严肃通俗地说明历史
南方日报：现在市面上各种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种类很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孙皓晖：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出现了历史热。但大家的历史阅读口味出现了庸俗化的趋势，但这不是读者造成的，而是学者造成的。我们的历史学界是中国人文学界最大、最基本的领域，隐藏的学者最多。但是学者们都没有从民众接受的角度去严肃地、通俗地、总体地去说明中国历史。我们历史学界的专家更多的还是处在读经、注经的阶段。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史界，更是这样。
当代所谓的专业理念、学科理念是非常害死人的教条主义理念。因为这些理念，大部分的教授不能全面地去概括和发现历史，写不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读物。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只有通过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入手。这些人用别的视角和方法去写历史，像《明朝那些事儿》，是散文式的、调侃的，质量不高，但是我想它是个良好的开头。
南方日报：对于您自己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心里面会不会有所偏爱？
孙皓晖：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做一些原材料的工作。写成历史小说以后，要让我再去改编成电视剧就是重复劳动了。那个应该交给别人去完成。如果他能尊重原著更好，不能的话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纠缠了。我觉得包括研究著作、认真严肃的历史小说，都是提供思想资源的东西。我只要把这些资源发掘出来、制造出来，至于重复地以另外的形式去表现，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关切了。
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实习生 林泽曼
“重建中国文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命题，就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如果说重建中国文明是中国梦，那我认为这将是中国人最强烈、最长远、最有深度的梦想。无论是我的小说还是我的理论专著，都坚持一个一以贯之的立场，那就是回到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必须为重建中国的文明做努力。”孙皓晖如是说。讲座之后，孙皓晖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谈历史小说
在传统夹缝中伸出来的作品
孙皓晖耗时16年创作完成的六部500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是当代中国篇幅最长的文学作品。谈及这部著作，孙皓晖这样形容。“这是一部和2000多年的传统理念中断的文学作品，尽管它的内容是客观叙述的，中间也有众多我自己的评论，但是从中国的史观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结构上来说，它是一部在巨大传统夹缝中伸出来的作品。”
“中国历史文学创作严肃程度上的欠缺和质量的良莠不齐，在于学问基础不够扎实”，孙皓晖这样评价当前的历史文学写作，“很多人认为写历史小说只要读一本史书就能展开，其实不然，你要了解宋代，不仅是通过史书，还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中国四大古典实用名著《齐民要术》、《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水经注》，这些书隐藏了大量古代生活层面上的实用信息，但很多写作者都忽视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孙皓晖认为，历史观也是决定历史文学质量的灵魂要素。“历史在我们面前是一幅幅残卷，只有依靠思想的力量才能将它们重新燃烧。如果一部历史小说对一个时代、一个历史人物没有新的认识，这部作品无疑是随大流的。”当然，新理念不是盲目的出新，孙皓晖认为必须要有理论独特性，并经得起社会敲打的理念出新，才能引领历史小说的写作达到一个新高度。
■谈国学热
打破独尊儒术的编写传统
“在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中，我们如何接受民族的历史遗产，也就是形成我们所谓精神上的历史观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孙皓晖指出，尽管人们总是有回望历史的习惯，但整个精神平台是混乱的，当下的复兴国学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他认为，让小学、中学的青少年儿童关注历史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是很好的初衷，但是如何去谈就变得非常值得思考。“编写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是树立史观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对此，孙皓晖提出了一个假设。“假如我们现在就开始编订这样一本国学教育的教材，那么我们是按照独尊儒术的传统去编，把《弟子规》、四书五经、《百家姓》、《三字经》等作为国学教材，还是采取一种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承认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我赞成把任何一种基本流派的基本代表都编进来，比如政治上的几大学派、易经、黄帝内经等等。”孙皓晖认为，所有能够体现文明多元化的理论阵营体系，应该集合起来编成一本教材，帮助孩子们了解古人是如何去思维，并最终形成我们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
专访：
“历史写作为时代呈现活的镜子”
南方日报：您之前说过对大秦时代的追忆和怀念其实是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法治社会和法治精神的追寻，这对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还原历史不必拘泥于细节
孙皓晖：从战国初期开始，中国就面临着文明大变革，处于从摆脱旧文明到创造新文明的时期。所以各国的大改革、大变法一浪高过一浪，七大战国都分别经历了多次变法。但如今，我们的古典文明已经被近代列强的炮火所中断，而目前我们还没找到一个理想的方法和路径来创造一个新的文明。商鞅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吸取了当时社会上变法的各种成果，才搞得那么彻底。回顾那个时代，实际上是为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历史时代呈现一个活体的镜子。告诉我们祖先曾经走过了怎样的路，遇到怎样的风险，怎样经过生死存亡，有哪些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
南方日报：很多人会说要还原历史。您认为真的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呈现历史吗？像司马迁，虽然他是个很伟大的史学家，也许他在历史事实上是尊重史实的，但是他评判的立场是儒家的。
孙皓晖：在细节上要真实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我觉得所谓的还原历史、再现历史是从精神上、骨骼上、最主要的事件进程、最大的时代框架、社会结构、社会的基本面上去还原历史。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细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任何一代人总结历史都是从历史中发现当代人所要继承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继承的是变革精神、法治精神，那个时代的阳刚精神、已经在实践中取得的战争经验、生存智慧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要去挖掘、发现、再现、复原。
学界缺乏严肃通俗地说明历史
南方日报：现在市面上各种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文学作品种类很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孙皓晖：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中国出现了历史热。但大家的历史阅读口味出现了庸俗化的趋势，但这不是读者造成的，而是学者造成的。我们的历史学界是中国人文学界最大、最基本的领域，隐藏的学者最多。但是学者们都没有从民众接受的角度去严肃地、通俗地、总体地去说明中国历史。我们历史学界的专家更多的还是处在读经、注经的阶段。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史界，更是这样。
当代所谓的专业理念、学科理念是非常害死人的教条主义理念。因为这些理念，大部分的教授不能全面地去概括和发现历史，写不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读物。人们对历史的了解只有通过现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入手。这些人用别的视角和方法去写历史，像《明朝那些事儿》，是散文式的、调侃的，质量不高，但是我想它是个良好的开头。
南方日报：对于您自己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心里面会不会有所偏爱？
孙皓晖：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做一些原材料的工作。写成历史小说以后，要让我再去改编成电视剧就是重复劳动了。那个应该交给别人去完成。如果他能尊重原著更好，不能的话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纠缠了。我觉得包括研究著作、认真严肃的历史小说，都是提供思想资源的东西。我只要把这些资源发掘出来、制造出来，至于重复地以另外的形式去表现，我实在没有精力去关切了。
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实习生 林泽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