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始终站在人类文明行进浪头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从美国的“创新战略”到欧盟的“欧洲2020战略”，从日本的“数字日本创新计划”到韩国的“2025构想”，即使创新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这些国家在创新面前仍然充满危机意识，超前部署新时期的创新战略。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而世界公认的20个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指标普遍在70%以上，我国基础性研究投入在R&D总投入中的比重只有美国的25%和日本的37%。我国虽然高技术产品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但自主品牌产品不足10%，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对外依存度高。技术上长期依赖输血，自我造血功能不足，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内源动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势在必行。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必须与时代特征和国情相结合，既要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又要有效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既要解放体制束缚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水平，又要激活民间力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要落脚到大学和实验室上，提升基础科研水平

    大学和实验室是科学研究和科研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是科研成果向产业化延伸的源头。但我国科研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分散、封闭等问题突出，“个体户”式科研十分普遍，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水平。要改变这一现象，必须进行科研体制改革，这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是大学。大学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结合点。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博洛尼亚大学，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牛津、剑桥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柏林洪堡大学，再到催生信息时代的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美国加州大学群，大学从来都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同样地，在我国的创新体系中，大学也必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必须深化大学改革，创新高校参与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以支撑和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集中力量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和共性技术的科研攻关，抢占技术制高点。

    创新驱动战略要落脚到车间和田头上，鼓励生产第一线的微创新

    在产业价值链的创新中，除了研发设计端和运营销售端的创新外，生产端的创新也十分重要。生产中的流程优化、装配工艺、产品调试，甚至某一个小零件的使用改变，都可能提升生产效率或产品质量，德国机械工业的精密和日本制造业的高效都离不开生产第一线技术人员、工人直接参与、推动的技术创新。甚至从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工业革命”各个阶段都有很多重大的技术创新是通过生产第一线的累积式技术进步实现的，是由生产第一线的技师、工程师发明、创造的。即使科研实验室也必须与生产第一线相结合，由车间和田头提出科研需求，科研成果在车间和田头完成调试和改进。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生产端仍然具有巨大的技术创新空间。把创新的微观基础设定在车间和田头，让制造工厂、农场转变为创新工场，让车间、田头中的每一个技术人员、工人、农民都成为创新的发起者、调试者和体验者，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夯实我国的创新基础，真正把人口优势和制造业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

    创新驱动战略要落脚到平台和门店上，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正如第一次产业革命兴起了“工厂”，第二次产业革命兴起了“公司”一样，当前的信息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平台”这一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组织形式。谁率先掌控了“平台”，谁就拥有了资源配置的“云”控制权。美国的苹果、谷歌，中国的阿里、腾讯，本质上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巨型平台机构，他们与成千上万的个人、小团队一起共同构成蒸发、凝聚、播撒、滋润、生长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这也正是未来30年互联网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形态。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4.2亿网络用户。到2020年，我国计算机拥有量将超过5亿台，网民超过6亿。到2050年，信息网络将像电力一样普及，网民超过10亿。数字鸿沟消失后，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家庭可能成为商业的基本微观单元，人人可以创新，家家可以创业。因此，我国的创新驱动必须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大力培育网络平台，鼓励依托互联网的商业创新，让每一家店面、每一个商铺、每一个家庭都与网络连接起来，以互联网思维构架商业模式，以互联网手段运营商业渠道，充分利用我国互联网大市场的优势做大网络平台，并“走出去”，推动“平台”出口，以平台竞争力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

    （邓江年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