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广州中院出台相关文件，正式在两级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工作。逐步取消案件审批制的同时，还采取配套措施来确保合议庭这一审判组织能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广州法院的院长、庭长们审批案件的权限则被大幅缩减，原则上他们不再审批合议庭法官办理的案件结果。（8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事实上，正在多地试水的司法改革，将以去行政化作为重点，通过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改革和健全法检权力运行机制等措施，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办案权。特别是，对司法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法检“员额制”，确保司法人员主要集中在办案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办案一线，甚至院长、检察长也要亲自办案。如此语境下，广州规定“法院院长庭长原则上不再审批案件”，可以说迈出了司法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不可否认，我国司法高度行政化，将办案权与行政管理权混同，由此形成了对案件的裁定意见实行“领导把关、层层审批”，办案人员不能真正成为案件的决定者，行政权完全主导着案件的起诉和审判。比如，在司法机关内部，检察长、院长不管办案、只管结案，权力大于法律。然而，这种“办者不诉，诉者不办”及“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模式，既不能保证案件质量，又违背了程序正义，甚至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

　　再者，司法地方化，是造成司法行政化、影响司法公正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司法机关本来应是公正客观办理案件的，但在司法地方化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往往成为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不仅人事任免受其掌控，而且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办案、做出公正的裁决。比如，2014年11月，安徽退休检察官孟宪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自己“办错案”，是因为“有关领导”干预。尽管其没有指名道姓地指出干预办案的“有关领导”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是当地党政要员。

　　因此，推进司法改革，既要去行政化，更要去地方化。今年3月30日，中办、国办正式下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从记录、通报、追责三个环节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的行为进行约束。规定提出，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责。可见，约束和惩戒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行为，轻则“摘官帽”，重则“蹲监狱”，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笼子”，对领导干部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将成为司法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的有力武器。(来源：南方网  作者：张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