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快速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变革，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新目标。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项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挑战性的战略任务，需要选择正确的路径和方向，寻求突破和发展。

　　以政府职能与治理理念转变为前提。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是政府职能定位、政府官员角色定位、治理思维方式的外在反应和行动逻辑。精细化的社会治理首先要求政府职能更加注重和强调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包括监管）、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等方面，让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增进社会公共福祉、满足民众多元化需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公共服务职能的政府，往往也很难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更难以实现精细化目标。与此相对应，唯有各级政府官员真正视己为人民的服务者而非有权有势的管理者、认同当官旨在为民谋福利而非追求发财，才会树立并践行以民为本、服务人民、关心人民、帮助人民的执政理念，履行“人民的事无小事”的诺言，积极解决民众遇到的细小急难愁问题。可见，在新常态时期，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首要路径是继续推动政府职能的深度转变和执政理念的更新，力争把政府从传统时期的推动市场经济主角的角色和功能，更多地转向改善民生、社会分配、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上来，更加注重构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要防治政府缺位、越位和错位，构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

　　以实施社会型发展战略为基础。长期以来，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亲市场的经济型发展战略，GDP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成为评价政府绩效的核心指标。尽管这种竞标赛式的地方经济竞争战略，推进了国家经济的巨大发展并创造了世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奇迹，但在此过程中，恰恰忽略了事中事后监管、公共便利设施的供给以及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积累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进入新常态以后，要想做到共享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政府除了继续强调协调、绿色、开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一根本物质基础外，需要适时转变竞争型经济战略为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升社会精神文明程度为核心目的的共享型、社会型发展战略，注重实施更加科学优美的城市规划、配套建设更好的便利公共服务设施、创造吸引创意人才集聚的居住环境和营商消费环境、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健全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更优生活质量、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

　　以社会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不管是创新社会治理，还是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都是旨在建设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因此，按照现代国家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法制、规范、标准、行为规则等软件系统，是建构社会治理精细化、实现精细化治理常态化的核心要件和重要保障。可以说，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制度和规则，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大致来说，这些社会治理规则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治理体制设计（主导部门的权力职责界定以及多部门之间的关系安排）、社会治理财税与金融支持机制、社会资源合理化配置机制、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社会重大事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社会民众责任担当机制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标准设定、社会治理运行程序规范、社区自治章程等方面，特别是在流动性、无界限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加注重构建政府之间、部门之间、政区之间的跨界治理机制，为社会的无缝隙治理、精细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应用为支撑。据统计，我国存在近7亿的网民数量，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网络化的信息社会之中。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各类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平台，提升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程度，既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在要求，更为其提供了时代优势和技术条件。其中，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交通、精准扶贫、精准救助、精准医疗、精准教育、精准养老等，是社会精准化服务、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体现。为此，当务之急是，中央和各级政府应全力推动国家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相关计划的落实，按照开放、共享、安全的理念，加大政府各职能部门数据系统的建设、协同、共享与数据开放进程，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社会运行规律，加大与相关数据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交通、电信、社会治安等社会服务领域实现精准化治理的新突破。

　　以制定社会服务标准和操作规范为关键。精细化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社会需求、增强民众对服务的满意度，而让民众满意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服务领域是否具有一套清晰、可测量的社会服务标准以及规范的服务操作流程，保证每个服务细节的足额、到位，达到服务使用者的合理期望。而当前我们的社会治理难以实现所谓精准化、精细化，正是因为在多样化的服务领域中，缺乏相对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要求，使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效果不尽人意，问题多多。从这一点来说，为了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承担不同类型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制定针对相对统一的服务规则和服务标准，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标准不仅包括效率，即用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更多的服务产出，通常就是通过数字来表明服务的产出数量（资金、服务人数、时数、次数、价格高低等）；而且更要包括服务的质量，即要求专业的社会服务工作者要遵循一套严格、仔细的操作规范与服务标准，通过标准化的专业服务，切实解决服务使用者面临的实际问题。当然，在严格遵守服务标准的同时，也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根据不同需求更加人性化地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作者：陶希东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