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为什么会提出供给侧改革？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运行的实际效果来分析，其中有四个时间节点不容忽视。第一个时间节点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自从1948年6月德国西部地区实现从统制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以来，稳定增长是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特点。到20世纪50年代初，市场机制在德国经济中的调节作用逐步发挥出来，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为了进一步完善这一体制，联邦德国还颁布了“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共同决策制”，改革税制和实行平衡预算，实行社会保障政策和稳定货币政策等。由于推出了货币和经济改革，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保护自由竞争，限制垄断，同时实行若干社会保障和补偿制度等，使得德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率高、价格稳定、失业稳步减少的特点，“德国制造”享誉全球。在1950—1965年，德国人均产值平均增长了5.6%，其中20世纪50年代的国内产值的年均增长更是高达8%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同期的平均水平。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在1965年前后的增速换挡阈值期。这一时期德国的人均GDP达到9186国际元（经济学家麦迪森以1990年美元为基准水平，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的方法，创造出“1990年国际元”，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达到增速换挡的阈值。1965年以后，越战和巨额财政赤字导致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并引发美元贬值压力，大量投机资本涌入德国，流动性输入的通胀压力再加上缺乏宽松的财政政策，造成了1965年通胀率上升到4%。联邦银行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1965年1月贴现率由3%提高到4%，1966年5月进一步提高到5%，1965年10月减少再贴现额度。1966年经济增速由上一年的5.4%下降到2.8%，1967年进一步下降至-0.3%。与此同时，1967年英镑贬值危机和1968年法国骚乱进一步恶化了外部经济形势。至此，德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结束了高增长，经济不稳定性日益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势下，德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国家调节经济生活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第三个时间节点，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出现的经济危机期。1967年经济危机使得德国国内出现要求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和更高的工资要求，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在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导下，政府采用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速得到暂时回升。但紧接着在随后几年就出现经济波动性加大、通货膨胀严重和失业率持续上升的问题。1973—1974年，石油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德国GDP增速在1975年跌落至-0.9%。1979—1980年再次爆发石油危机，使德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第四个时间节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政策转换期。这一时期，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线，触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德国也在其中。1980—1983年连续四年经济低迷，GDP平均增长率0.8%，其中1982年为-0.4%，工业生产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连续三年下降，私人消费在1981—1982年连续两年萎缩，就业人数在1981—1983年连续三年减少。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经济出现的严重财政危机和产业结构落后、对外贸易连续逆差等问题促使政府的经济政策转向了供给侧。

　　供给侧改革的举措

　　由于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财政危机、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经济政策。1982年10月科尔当选总理后，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偏向“供给侧”。采取“多市场、少国家”的经济政策，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企业能动性。主要举措包括：第一，整顿财政，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压缩政府开支。科尔政府上台后制定了整顿财政方针，要求各级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不超过3%，以降低“赤字率”（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国家率”（国家支出占GDP的比例）。在社会福利方面，通过延迟养老金调整时间、降低失业者养老金缴纳基数、提高医疗费用自付比例等途径减少了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同时，科尔提出将自己和部长们的薪水减少5%。1983—1989年，政府赤字减少，债务增速下降，“赤字率”和“国家率”逐渐降低。第二，减轻企业和个人税负。1984年公布《减税法》，分1986年、1988年和1990年三个阶段进行减税，实现了税收份额从1982年的23.8%降低到1990年的22.5%，税收体系得到调整，降低了直接税比重，调低了所得税和工资税的累进税率，使税法体现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性质。第三，放松管理，推进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特别是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政府进一步加快了私有化的进程。大批国有企业实行了“新私有化”“再私有化”或移交给其他公共机构。比如联邦政府1985年3月批准的有关联邦资产私有化和参股政策的总体方案中，联邦政府将减少在8家大公司中的参股，如将大众汽车的股份从20%减少到14%，联合工业公司的股份从100%减少到74%，汉莎航空的股份从79.9%减少到55%。第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于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收缩部门”和“停滞部门”，进行“有秩序的适应”，严格控制财政补助金，压缩生产、人员和设备；对于农业、采煤等有战略需求的部门采取“有目的的保存”，通过调整整顿，将该部门最重要的实力保存下来；对于电子、核电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进行“有远见的塑形”。此外，政府还大力推广汽车、纺织等产业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1982年的75%左右提高到了1989年的近90%。

　　供给侧改革的成效

　　供给侧改革实施以来，德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风险下降，无效融资需求收缩。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政策重获信任，国家内部重建稳定。联邦银行的贴现率和资本市场无风险收益率得以稳定的下降，贴现率从1982年的7.5%下降到1987年12月的2.5%，长期国债收益率从1982年底的8%下降到1986年的6%。经济实现稳定增长。1983—1989年GDP平均增速达到2.6%。第二，扩大国际贸易顺差，控制本国资本外流。20世纪80年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都回升，世界贸易量迅速增加，这些都是扩大国际贸易顺差的有利条件。尤其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的形势下，科尔政府利用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而国际市场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了外贸顺差。科尔政府还利用美国的高利率和高汇率政策，扩大对美国的出口，发挥德国物价比较稳定、利率较低、工资成本偏低的优势，提高了德国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实现顺差逐年增加，出口和进出口余额跃居世界第一位。第三，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居民购买力提升。1981—1985年，居民收入提升速度与物价涨幅接近，而1986—1990年，居民收入提升18%，物价只上涨7%。第四，调整对美元的汇率，稳定马克的国际价值。1973年以来，马克对美元实行浮动汇率制，1973—1980年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上浮。1980—1985年春季马克对美元的汇率趋向下跌。科尔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此并没有干预，因为马克对美元汇率的下跌，有利于联邦德国扩大对美国的出口。但是，科尔政府十分注意控制联邦德国资本流向美国，在大幅度调整马克对美元汇率的同时，仍注意保持马克国际价值的稳定，使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坚挺的货币之一。1984年，马克在西方货币中居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

　　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财政状况的改善，成为德国重新统一的坚实基础，使得后来的东西部之间的大规模转移支付成为可能。科尔政府任职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十分明显。随后，施罗德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包括：建立比较简单而公正的税收制度；精简公共服务部门；改善养老保险制度，用税收来资助养老保险；用公民补助来消除社会福利的混乱状况；资助公民就业而不是资助失业，等等。由此可见，最终决定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实施的力度与深度。（作者：王秋波 魏联合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