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民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据称，本次意见明确了县乡村三级政府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中的职责，尝试通过设立专职或兼职儿童福利督导员的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服务递送问题。

　　“困境”、“儿童”，这本不该是两个有联系的词，未成年人独立生存的能力处于待建设状态，家庭、社会以及政府对于未成年人都声言呵护备至，不让未成年人长期陷于困境中，尽管愿望美好，但现实残酷。按照民政部门的定义，所谓“困境儿童”，是指由于自身、家庭和外界等原因陷入困境，需要予以帮助和保障的儿童。总体来看，儿童陷入困境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家庭经济贫困，第二个是自身残疾，第三个是监护缺失或失当。

　　并不是所有的困境都不可避免，甚至很大一部分儿童的困境，本身存在尽早干预、及时救助的可能。比如家庭暴力，伤害儿童的很多是他的亲人，媒体频繁爆出的家暴新闻，妇女与儿童是最大的两个受害者群体，而细分之后会发现，母亲对子女的家暴，问题同样严峻。

　　日前东方卫视播出的烦恼倾诉节目《四大名助》中，一位10岁女孩口中的“虎妈”动辄打孩子几个小时，各种残忍对待甚至精神摧残，“打小孩很正常，我爸也是这么打我的”，一个孩子的苦恼不仅让节目嘉宾震惊，也再次激活家暴话题。但讨论仅仅是讨论，孩子还要跟着妈妈回家，家门里面会不会改变，没有人知道。让未成年人陷于困境，而社会缺乏救助之能力，这一定不是个有希望的社会。

　　对长达数年以爱护之名进行的虐打、虐待，社会缺乏回击、阻止的能力，显然更让人揪心。今年3月，《反家暴法》出台，明确了家庭暴力包含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同时要求社会各方面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及时报案，报案后及时干预，说起来容易，但落实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制度层面必须回答的首先是“不这么做又会怎样”的问题。违背法定义务，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会被法律甚至刑法所追究，尤其是在个案层面，当侵害发生，当外力干预滞后于惨剧，由谁来承担失职的责任，本身就决定了制度层面所设计的诸多预案能否从纸面走到现实。《困境儿童保障意见》提到，对决定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应询问其是否有未成年子女需要委托亲属、其他成年人或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保护机构监护，并协助其联系有关人员或民政部门予以安排”。这一条规定背后，有着血淋淋的教训，2003年四川成都吸毒女子李桂芳因偷盗被抓，办案机关无视其多次“女儿孤身在家，无人陪伴”的哀求，最终导致年仅3岁的李思怡被活活饿死在家中的惨剧。同样的疑问是，对于困境儿童的这条刑诉程序保障，是否有硬性约束，不这么做又会怎样？程序法治对执法机关的明文约束条款不少，其他程序不被遵守是否又真的被追究了？就像警察查身份证前要先亮证，规定一直都在，但为何还是争议不断，最终需要公安部专门出来再明确一次？

　　成人的世界，真的会当真吗？

　　困境会发生甚至有些困境不可避免，与困境发生后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救助，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进入公共讨论范畴的困境儿童议题，更多是希望借此寻求改变的可能。“救救孩子”，这句话所反映出的急迫，在成熟运转的社会机制和国家保障中，永远不该出现。此刻，逢此新文件出台，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喊：救救孩子！（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