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体日益盛行的时代，文化更多地借助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手段向受众渗透，越来越呈现出物化的趋向。在此背景下，文化的审美与发展面临着哪些挑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大势如何？带着上述问题，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

　　当审美文化的物化遇到“感兴”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您一直关注大众文化范式的生活论转向。这种转向具体有哪些表现？

　　王一川：当代生活与审美文化的新状况，一方面，随着媒介技术、材料技术、文化产业等的日益发达，生活与审美文化的传统距离正趋向于消融或模糊化，生活本身也被审美化了，可以说是“泛审美”态势。另一方面，随着金钱、物质在审美文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审美文化本身也被物化了。

　　如果说，生活的物化意味着金钱和财务已成为日常生活过程的主宰；那么，审美文化的物化则意味着原本指向内在精神价值高空的艺术，已转回头指向它原本力图超越的日常事物或实物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就是所谓的“生活—文化的物化”吗？

　　王一川：我理解的生活—文化的物化，是指生活—文化的内在精神维度被弱化，而其外在的物化维度被强化的特定状况。也就是说，人们的符号表意系统、价值取向不再指向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完整性，而是指向了个体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欲望的满足。

　　作为审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艺术本来是要超越人类的生活层面而提升到精神层面的高度，但现在却反过来把人重新拉回生活层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生活与艺术间的边界早已消融。审美文化更经常地被提升到软实力的优质资源高度，从而被“实力化”或“权力化”，而非仅仅是过去被看重的个体精神修养的优质资源。还有一点，审美文化更多已经不是人们的个体精神鉴赏对象，而是代表了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报》：于是，您提出了“感兴”。

　　王一川：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感兴的奥秘在于个体要从物的感染中兴起而非沉沦于物本身。古人把物不是当做实用物品而仅仅作为实用物品之类的表征去描绘，这样就可以过滤掉抽空物的现实诱惑力，而让其仅仅以审美外观加以呈现出来。从美学功能上，可以用托物起兴、离物构象和化物返心来概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产生弃物品兴的实效，从而应对和化解当代生活—文化的物化趋向。

　　随物宛转 与心徘徊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化会从此走上物化的单行道吗？

　　王一川：不会的。应当看到，与文化的物化方面被尽力伸张并行的，其实还应有对文化的内在化、精神化或者心灵化的竭力呼唤，人们也严肃地提出要强化人的内在精神或心灵维度的持守问题。可以说，哪里有物化，哪里就有心化的呼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文化或艺术会走向何方？

　　王一川：哪里有文明的冲突，哪里就有文明的展示。人们可能谈虎色变，但是也在消费它，所以物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我认为物化内部可以进行区分。“物化”和“物恋化”（也就是恋物癖）要划清界限，还是要倡导一种回归人的心灵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倡导从中国美学传统中寻找一些思想、概念加以改造，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今天这个时代物化遭遇的问题及其克服的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思想和概念具体是什么？

　　王一川：中国古人写诗讲“诗兴”、“兴会”，欣赏艺术作品讲究欣赏“兴象”、“兴味”。它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不是看物质满足自己欲望的程度，不是满足功利目的的那一面，而是欣赏物质的兴象、欣赏它周围的精神意味，享受对它形式的关照。

　　慧眼识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对此，您如何看？

　　王一川：用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来概括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表述，因为世界早已不是启蒙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在面临很多全球化现象或者“后现代碎片”的条件下，无法把过去完整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搬过来，所以今天只能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针对中国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提问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倡现实主义精神，但整个西方都没有处在现实主义条件下，所以现实主义很快就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冲得无影无踪。当然这个比喻有点夸张。今天某些地域文艺（如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地域文学）还有一些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全国的文学主流不是这样了。例如，更多的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像葛优、赵本山都是类型化的人物，甚至是符号化了。

　　一个现实又可怕的问题摆在这儿：人的欲望无止境，但社会资源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以心导物怎么办？谁都不可能纵情驰骋自己的物质欲望。如果没有精神的克制、节制、调节，社会就很可怕。现在越来越多清醒的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要相信国民的素养。

　　国民要有一双善于识别是高级艺术还是低级艺术的眼睛，要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借我一双慧眼”，借每人一双“慧眼”以便识别艺术水平的高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

　　王一川：所有的人都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政府的管理部门从制定政策、经费投入、政策投入、政策保障上就要考虑，公益的艺术事业怎么做，支持哪些艺术家、哪种艺术，这都很重要。政府要有抵抗和识别能力，批评界的声音要强烈起来，公众要擦亮眼睛，首先要对媒体、对艺术有所怀疑，要相信艺术是可以说谎的，很多艺术是建构起来的。

　　在现代性的怀抱中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一边借鉴外国，又在此过程中把本民族、传统的一些东西丢掉了，导致文化“找不到家”，失去“民族认同”和话语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一川：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现在有些人主张回归古典，好像谈起这个来就很时髦，走到哪里都很理直气壮。但是，人们问过没有：我们现在还能回归古典吗？回到唐代还是宋代？恐怕都不可以，古人会“开除”我们的。

　　我的考虑有两点。第一，要坚持在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制下发展中国文化和艺术。只能在现代性的氛围中，继续创造、发展我们的文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绝不能因为强调传统而把这个改变。第二，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地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从中国古代找到一些有益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加以改造，来帮助安置我们的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学术界呈现“中国美学热”的现象，不少内地学者对中国哲学很推崇，但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却似乎难以与世界对话和接轨。是不是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一种表面的虚华？

　　王一川：谈不上虚华，实际上这是现实的写照。虽然有一些中外学者对话，但还形不成“即时对话”，即还不能完全做到与外国学者在同一个时间、空间节点上对话。在很多方面，双方考虑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很多著作没有被很好地翻译成英文。中国的东西被翻译得少，让西方心动的就更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阅读、理解西方著作的能力还多少有差距。另外，各自的文化背景也不太一样，中国的国情和体制跟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学术话语的对接还没有真正实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接受还必须有一个西方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