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拥有国内经济循环与国外经济循环互促发展的良好基础，能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教育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为大湾区的发展夯实良好的发展基础。其中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最密切的教育类型，在大湾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历程中承载着培养大湾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的时代重任，更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为大湾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做出更多的积极贡献。

　　与纽约、旧金山、东京这三大国际湾区相比，“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区情，也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背景和挑战所在。因此，充分认识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诊断其面临的障碍，集聚多方力量，发挥湾区制度和资源优势，建立双边或多边硅商、协调、合作机制，高位推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研究的迫切需要和题中之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现实基础

　　大湾区因其突出的区位优势、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领先的国际化水平等，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简.奈特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合作资源的有效利用、合作实践的功能拓展、合作机制的系统化三方面要素的优化和完善。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作为职业教育区域化的重要形式，同样是一个资源利用、实践拓展和制度优化的系统化过程。

(—)以地缘区位、产业经济为优势的资源基础

　　首先，地缘区位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的历史资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和重要基础。大湾区地处东北亚到东南亚的战略要冲，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环境优势，为“一带一路”倡议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为一个在广州、深训、香港、澳门等中心城市引领下蓬勃发展的“9+2”城市群，大湾区的开放程度走在全国前列，具有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优越条件；香港、澳门作为两大特别行政区，拥有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是中国链接世界的重要枢纽，这对大湾区职业院校的开放程度、办学资源、整体布局、国际化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及相关体制机制建设等各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大湾区的四大中心城市在国家职业教育探索与实践过程中，也充分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例如，1993年，深训市创办深训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因其办学特色突出，1997年获国家教委正式挂牌—深训职业技术学院，成为当时全国职业院校学习的典范。广州也积极响应，在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大环境中顺势而上，创办了多家职业院校，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广、深两市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积累了前期经验，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大湾区“内强腹地、外接东盟、贯通中外”的区位优势，使得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互联互通、协同发展。2006年以来，粤港澳共同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为合格的选手颁发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吸引了来自大湾区的大批选手。2008年以来，粤港澳三地更着手探索“一试三证”的人力资源评价模式，推动大湾区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培养国际互认的大湾区高技能人才，并将其纳入三地合作框架协议中。这些探索与实践都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奠定了合作基础。

　　其次，产业经济是大湾区职业教育的现实资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与发展动力。产业经济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常情况下，经济越发达、产业体系越完整的地区，职业教育水平和层次越高。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区域人力资本的质量。近年来，大湾区经济发展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节节上升，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2.6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1%。区域产业分工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潜力，其中，内地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要产业，香港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产业，澳门的旅游业和博彩业最为发达，大湾区形成多个产业集群并进入快速发展期。这种产业经济发展格局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基于产业优势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正在稳步推进。例如，2021年1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校企合作与校校合作博览会在广州成功举办，200多名校企代表共商校企合作新途径，探讨进一步强化校企互动、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以职教联盟、资历框架为代表的实践基础

　　首先，职教联盟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引擎，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新型合作模式和交流机制。职教联盟是指由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以章程或协议为纽带，以交流合作、实现共赢为目标，具有动态性和公益性的教育联合体。2017年12月，深训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发起成立了大湾区职业教育产教联盟，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要求，扎实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019年1月，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了大湾区职业教育教师发展联盟，推进大湾区职业院校教师师资培养培训，服务于大湾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随着大湾区这类职教联盟建设的不断推进，联盟成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多类型主体协同参与的利益共同体，为大湾区职业教育打破企业、行业、职业院校、政府之间的合作壁垒，实现区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且辐射带动了全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其次，资历框架作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助推器”，为大湾区打造教育与人才高地提供了支撑。香港是我国最早推行资历框架的地区，在参照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资历框架和质量保障机制，并在2004年2月经香港行政会议正式通过装香港资历框架的法律保障体系、学分累积与转换制度、多元参与协同运行机制以及质量监控系统相互融合，共同推进香港资历架构的有效运行装广东省则借鉴欧盟资历框架标准和香港资历框架建设的经验，于2017年3月发布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这是我国内地首个地方资历框架标准，适用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等教育成果及业绩的认定和使用装澳门主要借鉴香港的资历框架，暂未建立独立的资历框架装广东与澳门两地已明确表示有相关意愿，在香港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探索资历框架设计，然后再与香港资历框架进行对接，为大湾区资历框架的一体化构建奠定重要的基础装2019年6月，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的政府部门、院校代表、知名专家、业界代表参加了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资历框架研讨会”，探讨大湾区资历框架建设，推动大湾区教育交流合作，为加快推进大湾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装

(三)以多样化、系统化为特征的制度基础

　　首先，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经历了单一化到多样化的转变装粤港澳地理位置吐邻，产业体系互补性强，经济领域的联系由来已久且较为紧密，而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要点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环境条件和动因要素规制下，有所差异装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前，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文化样态等相差甚远，职业教育交流合作的动机和机会十分有限；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后，粤港澳三地多形式、多渠道的探索性交流与合作，为职业教育的制度机制对接打下了基础，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装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获深训市政府批准，于南山区的深训科技园兴建楼高9层的香港中文大学深训研究院，促进深港两地产学研深入合作，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科学、智能制造等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发展；2009年，珠海第一中等职业学校与澳门旅游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引入澳门旅游学院的“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設年两校在探索“联合办学，互考互认”的机制上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包括珠海的受训调酒员可以获得澳门相应的职业资格；2016年，第九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在广州市成功举办；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与香港职业训练局达成共识，双方定期会商、讨论两地职业教育合作有关事项，同时成立“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小组”，建立健全粤港澳姊妹学校联络机制……

　　其次，大湾区职业教育合作逐渐由碎片化向项目化、制度化过渡装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日趋紧密，合作形式逐步系统化，主要表现在资源共享、基地共建、学者互访、教师互聘、项目交流等方面装2010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协议中，强调要加强粤港两地职业教育培训，支持广东的职业院校与香港的企业、组织机构开展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建立职业技能基地和实习实训平台，优化培训资源配置，提供贴近企业需求的专业课程装其中，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共建的香港知专设计学院广东工业设计培训学院，就是粤港政府职教合作的重点项目装2019年12月，澳门旅游学院、珠光(集团)有限公司等大湾区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旅游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中关于“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的要求，整合粤港澳三地的旅游教育资源，协同开展旅游产业链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并进行学历与资历证书融通的制度化探索装

二、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困境

　　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等优势，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活力和潜力所在，但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国际化程度的稳步提高、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不断发展等，都对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迈进新台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深入推进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

(—)资源困境：如何进—步深化协同

　　首先，如何在地缘区位优势的基础上推进区域协同。大湾区职业教育要为区域各类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国家层面也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地位。随着信息化社会稳步发展，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粤港澳地缘区位优势转化为职业教育协同优势，强化职教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大势所趋。在当前形势之下，这种转化面临两大主要问题：

　　一是如何协调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资源。大湾区存在职业教育资源合作不平等的现象，合作过程仍存在一定的壁垒，没有完全实现区域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粤港澳三地行政层次不对等，导致参与主体之间不对等的状况时有出现。香港、澳门资本进入广东参与投资办学时，需要同时满足广东省的相关政策和属地政府部门的要求，大湾区内不同参与主体进行跨区域联合办学，往往需要找不同的行政机构协调相关事宜，加大了合作办学主体的协调难度。粤港澳三地管理体制不同，职业教育观念也存在诸多差异，在合作办学过程中，审批流程不畅、延迟等问题，都对合作办学主体的积极性和合作有效性产生影响。

　　二是如何发挥大湾区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大湾区是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国际化双向平台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大湾区职业院校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探索国际化发展路径，创新国际化人才培养，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深度对接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大湾区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理念、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与国际化职教的师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能胜任来华留学生全英文教学和“走出去”办学的专业教师更是稀缺，严重影响了大湾区国际化高素质人才培养战略的有效实施。其次，如何在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推进“产教城”协同发展。《纲要》要求将大湾区打造成为教育与人才高地，明确提出“推进粤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训、师生交流、技能竞赛等方面的合作，创新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方式，支持各类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交流合作，共建一批特色职业教育园区”。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以教促产、以产兴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成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方向。“产教城”的概念主要是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产、教、城分离现象，配合“产城”融合发展理念而产生的。职业教育的“产教城”协同发展是区域产业经济、职业教育、城镇化三者融合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协同发展，“产教城”正在试点和逐步推行建设过程中。在教育部及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大湾区内已经有部分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联合成立了职教集团、职教园区等，构建了产教融合的通道。但是，职业院校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其院校建设在发展理念、利益追求、行动主体、组织平台、实施机制、文化创新等方面都需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糯合，而目前的情况是，大湾区虽已建成了一些职教园区，却未能很好地融入城镇化的建设理念，在园区建设中，企业参与度不够，导致产业优势和职业教育资源均难以对外形成辐射和扩散效应，制约了大湾区“产教城”的一体化发展。

(二)实践困境：如何进—步实现协调

　　粤港澳三地的职业教育实践差异较为明显。例如，截至2020年底，广东省有87所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全日制高职在校生117.8万人，较2019年的89.4万人(不含2019年扩招、2020年春季入学学生)增加28.4万人，增幅达31.8%，高职院校办学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势态，但是广东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仍未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澳门自回归祖国以来，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澳门的职业技术教育隶属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聲青年局管辖，是正规教育以内高中教育阶段的一种教育模式，不仅注重学生基本知识的学习，更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由于澳门以博彩、旅游等服务业为主体，澳门的职教院校非常重视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并大力支持和推进校企合作、区域间合作。香港特区政府不直接管理职业教育，主要委托香港职业训练局联合产业界培养职业专门人才。香港职业训练局系由中职和技校、高职、本科院校组成的半官方培训机构，包括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等13个机构成员，主要负责招生、教学、评价、就业等日常工作。香港职业教育凭借治理结构多元化、市场办学开放化、人才培养定位国际化等优势，加上香港的区位和机制优势，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发展一直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也特别重视跨区域的职业教育合作发展。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实践上各有特色，差异明显，如何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是三地职业教育实现优势互补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三)制度困境：如何在多样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首先，如何进一步优化现有制度，实现职业教育制度的系统化、区域化。国家及地区近年密集出台了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和相关制度性文件，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从宏观层面来看，当前的职业教育政策主要涉及“双高”院校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师资队伍、职教本科等，对于跨部门、跨境的统筹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发展等问题观照不够。虽然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政策相继出台，为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但是目前大湾区内部仍缺乏更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发展专项政策，对于区域协同合作、产业分工与布局、跨区域制度差异的弥合、学历互认等具体问题也要加快解决。因此，优化现有的职业教育制度是需要重点关注和加快推进的事项。其次，如何将宏观政策转化为长期性、系统性的合作战略、制度设计与合作机制，实现制度协同创新。制度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工程的子系统之一，旨在通过完善创新制度供给，解放制度创新生产力，因此制度协同创新是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内容。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制度合作由来已久，但政府间的合作形式较为单一，还没有成立相关的职业教育跨境协调机构。

三、对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未来展望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把系统(整体)理解为相互作用元素的集合，也有学者提出“1+1>2”的观点。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独特背景之下，大湾区突破资源、实践、制度的多重障碍，凭借已有优势，全方位、多途径汇聚各方力量，共同促进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是返须解决的问题。

　　(—)优化区域发展策略，推进资源均衡化发展首先，以大湾区中心城市为核心，突破职教资源流动的地理邻近性，推进区域资源相互借力，错位发展。《纲要》要求优化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发挥核心引擎作用，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形成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的网络化空间格局，促进大湾区协调发展。为此，建议建立完善大湾区职业教育组织机构，设立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由大湾区的教育、发改、财政、人社等行政部门牵头，以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等为主要成员，形成大湾区职业教育“开放式协调”的组织架构，统筹推动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同时，加快推进广州、深训、佛山、东荒等市探索示范性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业教育园区”，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国际示范区和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根据大湾区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形成与产业集群相匹配的专业群，在大湾区产业园区建立产业学院或行业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其次，以市场互联互通为导向，形成大湾区资源有效配置新格局。根据城市群的基本理论，城市群的最大优势是具有整体效益，而整体效益的获得取决于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分工合作、协同整合区域发展格局。大湾区职教资源的整合，是一项跨行政区域、多层级政府管理、多方主体参与的综合性工作。一是要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结合专业集群发展的需要，配置相应的职教资源，避免重复性和同质性竞争，导致职教资源浪费。二是要建立互联互通的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大湾区职教集团的资源优势，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开放共享的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依托平台汇聚区域内的专业建设、项目研发、技术服务、人才供需等信息，在专业资源库、远程教育平台、实训资源、优质在线课程等方面加快实现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产教融合领域信息交流的通畅性及各方资源有效对接的精准性，构建一个市场化、专业化、开放共享的技术与服务系统。

(二)优化区域发展思路，推进实践—体化发展

　　协同理论创始人鄰尔曼.哈肯认为，自组织是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由系统内部自身组织起来，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反债来控制和强化这种组织的结构。自组织现象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途径，其最大的优势是能通过系统进行自身调节，而不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大湾区内，珠三角九市是先进制造业的优势中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为地区制造业的融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澳门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高，也能与内地制造业形成优势互补。根据协同理论，大湾区应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城市之间协同、跨区域产业内部协同的推进机制。具体而言，一是香港继续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调整服务结构；澳门进一步降低对博彩服务的依赖性，积极与葡萄牙语系国家开展合作，推动产业多元化；香港和澳门要与珠三角九市产业进行更合理的对接和互动。在此基础上，大湾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产业结构协调、产业布局合理、产业关联互动、协同配合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机制，并在合作中进一步彰显各地优势，以产业协同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二是共建大湾区职业教育战略联盟，打造大湾区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议在大湾区现有的单领域职业教育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以大湾区教育行政部门为管理核心、职业院校和企业行业为运行主体、社会监督评价机构为反债中心的职业教育战略联盟，定期召开联盟会议，进行跨区域、跨领域的职业教育良性互动，构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打造大湾区职业教育共同体，探索具有大湾区特色的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之路。

(三)优化顶层设计，推进制度创新发展

　　首先，在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之下，设立大湾区职业教育领导小组。其工作职责主要是统筹规划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拟订相关政策、措施和工作计划，协调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为职业院校所需人才和资金提供支持，督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并对职业院校的整体办学情况进行评估、考核等。其次，协商制定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各有关主体的职责，建立相应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提供法律和政策保障，为加快推进大湾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形成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政府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是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现有国家职业教育政策的基础上，要争取建立由国务院或国家相关部委牵头、粤港澳三地政府参与、大湾区职业教育领导小组监督，不断完善大湾区职教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并构建与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政策相适应的配套政策体系，明确大湾区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人才共育共用等方面的政策目标，以及推动目标实现的政策工具、保障机制和主要路径等。其中，要强调在经费保障制度(包括经费筹措、经费使用、管理办法、信息公开等)方面形成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规定。

　　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既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实施的应然之策，也是大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之路，更是大湾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然之势。需要在大湾区现有的独特区情、产业集聚、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等基础上，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政府以及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方主体的作用，在协同发展的实践中，努力实现制度优势最大化、资源效益最大化，为大湾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更强大、更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