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万俊人教授作客“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为现场听众奉献了一场名为《什么是幸福》的演讲。这次演讲的内容被《参考文从》全文刊发，并受到了我省领导的高度重视，汪洋书记亲笔作了批示，要求省级领导、各市各地领导参阅此文。在这一次演讲里，万教授阐释了什么是幸福？我们应该怎样去追求和享受幸福？并解释了国家幸福和公民幸福为什么必须一致。

    坦率地说，实际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是我一直在渴求和追求着幸福，所以我想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告诉大家。更重要的是，从平民百姓到伟大的思想家、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在关切幸福，从他们的个人生活在整个社会的谋划，幸福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非常感谢汪洋书记和广东省的领导，第一次喊出了“幸福广东”的口号，汪洋书记代表广东，代表广东人民第一次说出了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关键词，那就是“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很多其他著作中都讲过，在他们心目中以及理论思考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幸福的社会。比如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然是满足我们的幸福。

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解释，甚至一万零一种解释。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看到一个馒头，他可能会用手上的宝石来交换馒头。因为此时此刻那个馒头比他手上的宝石更能让他感到幸福。反过来，你若请一个亿万富翁吃山珍海味，反而不如请他到乡下吃土家菜让他来得更有滋味。

幸福是主观的
    可见，“幸福”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词语。我认为，幸福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人们对生活经验的主观感受，当然也是一种生活价值的评价。我们经常说某个人幸福，然后祝愿某个人幸福，但是当你这样祝愿和希望的时候，实际还包括着一种评价，就是说，这个人现在还不怎么幸福，如果他非常幸福的话，你的祝愿就是多余的了。相对于每个生活的个体来说，幸福是真切的。当你感到了一种舒适感、一种成就感、一种特别的快乐、一种称心如意的感觉，那就是幸福。英文把幸福叫“Happy”，这个词最早源于希腊文，是“好生活”的意思。什么叫“好生活”？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好生活就是值得过并且过的称心如意的、有成就、有满足感的生活。这样一种好日子，天天都让你感到很舒心，没有烦恼，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你天天都感到很“High”，那你当然很幸福。每个人衡量一种称心如意的感受、一种满足、一种成就感的标准很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一个人当上了处长还想当局长，当上了局长又想当部长，成为部长之后还想再往上升。欲望可能永无终止，感受也就永不确定。

幸福的感受随欲望而变化
    人们对幸福的感受与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和心理欲望是相辅相成的。人是所有生物中最奇怪的生物，人的欲望从来没有一个终点，他不知道循环往返地安排他的欲望和他的追求，从不停歇，从不满足，直至死亡。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什么东西大都没有人的欲望大，天大地大没有人的欲望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任何一种满足了的欲望立刻就会转化成新的更大欲望的动因。成名欲、金钱欲、色欲、权力欲等等。例如，很多贪官，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养那么多的情妇？为什么钱用不完还要贪？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按我们的想法去推理他们的想法，因为金钱也好，美色也好，都是满足人的一种占有的欲望。当需求变成欲望，他的目标就不再是满足，而是占有，哪怕是占有量远远超过其需求量。我爷爷告诉我，我小时候有一个毛病，吃饭的时候喜欢把饭堆得像小山一样，实际上我只能吃尖尖的那部分，结果我爷爷奶奶老要吃我剩下来的饭。我就是希望桌子上所有人的饭都没有我的多，这就是小孩的占有欲，是人的欲望的原始表现。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想停止它，而是欲望本身是一个永动机，停不下来。我在北大执教17年，清华执教11年，先后搬了5次家，每次搬完家我都感觉很满意，但没过两年，我的书又没地方放了，又想有个更大更宽敞的书房。人的欲望就是这样。
    幸福还是一个比较指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群中间，因为人本身是一种灵性的动物，人与人之间会很自然地产生相互比较、攀比的心理，更何况人的心理欲望本身也是有多个此次、递进增生（升）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欲望实际上有不同层次，你就是当了领袖，也还想长生不老。就像我们的过去的皇帝，希望江山永固，自己万寿无疆。普通人会认为，当了皇帝还会有什么幸福没有享受过呢？然而，乾隆微服私访的时候，却觉得一个村姑要比他后宫的妃子漂亮可爱得多，因为他没见过这样的。所以任何新鲜、新奇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人欲望的对象，因而都可能把这种对象作为自己追求幸福的目标。每一个人的欲求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满足欲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幸福观念不可能一致。

幸福是一种可以评价的状态
    不过，幸福还是可以分享的，人们对幸福的感受还是有共同感的。从社会或人际的角度看，幸福是一种可以观察、可以评价的生活状态。有的人觉得自己过的很幸福，但在旁人看来就不一定。比如，我们经常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就是说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找了一个很一般的丈夫。你不在其中可能感受不到幸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漂亮姑娘很可能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她可能觉得自己的丈夫就是天下最好的，可事实上并不一定。每个人的主观感受不一样，但是外人和旁观者来看，还是可以观察和评价的。因此，幸福可以从社会层面和人际层面相互比较，正是由于有这种人际比较，才有幸福感受和体验的不同，反过来我们也拥有对痛苦和不幸的感受体现，所以我们人类才会组成社会，以社会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一个人单独的生活。
    正是由于这点，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对每个人的生活做出客观的评价，评判某个人幸福还是不幸。这种评价有什么作用呢？有人可能会说，我过得好不好关你何事？这是不对的，不要拒绝别人的评价，哪怕是否定的、消极的评价。张三说，你最近怎么可怜兮兮的；李四说你最近的脸色不好。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这都是表示一种关切。假如什么时候没有人理你了，你就惨了。当然，这不包括那些恶意的讽刺、诽谤，或者是阿谀、奉承。譬如，有些人喜欢把虚幻的幸福感强加给领导，“抬轿子”、哄领导，这是很可怕的。我经常会请我的学生吃饭，但前提是学生对我的讲课提出批评意见，如果哪个学生老是讲好话，我就让他自己买单。我觉得老听好话是虚幻的，我需要真实的评价。我经常跟我学生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教你们一部分东西，但我必须从你们身上学到一些新东西。学生的批评提醒我要去弥补某个方面的缺陷，我就学到了新的东西，这是最简单的公平教育原则。对于别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光听好话，更不能不听别人的话。这才是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
　　现在，我们社会上很大的一个毛病，那就是孤独、冷漠。譬如，在汶川地震时就出现了一个“范跑跑”。一个老师在危险来临时不管自己的学生，自己跑掉了，如果换在美国，这样的老师肯定没有学校雇用，但在中国还有好多学校争相雇用他，以提升学校的名气。而且，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在电视里与范跑跑辩论时竟然还辩输了，网友一致认为范跑跑赢了，他的论据更充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气氛出了问题，没有了一个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的道德、文化危机到了什么程度。在我们的社会，冷漠、糊涂是社会道德文化的普遍现象。所谓冷漠，就是大家都觉得反正不关我的事就不管，看到小偷我都不管，甚至出现了小偷偷我钱包而别人看到了帮我抓住小偷我还不敢承认的现象。所谓糊涂，就是大家对很多最清晰、最简单的社会事实失去了最起码的价值判断能力，不知道好坏，这是我们社会最可怕的事。
　　我们对幸福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客观标准，我们必须要清楚道德是可以评价的。这个评价标准在什么地方？在于整个社会的生活状态，从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到人们的福利待遇。比如说基本生活条件，衣食住行，有穿的、有吃的，这些是可以量化的；还有基本的福利，比如说医疗、教育，每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但是有很多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西方人有一个对“幸福”很好的感受，就是生活是称心如意的，无需为生活的基本要素焦虑，就是说，我今天不用想着明天有没有米下锅，后天还有没有煤气等等。我的基本的生活、居住条件都是可以观察的。

怎么创造和追求“幸福”
　　比知道什么是幸福更重要也更困难的是怎么去创造幸福，怎么去追求幸福。谈幸福容易，过幸福生活难。为什么？因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理解是开放的，幸福是个流动的概念，所以创造也不能停止。就像我对住房的感受一样，住筒子楼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套间，有自己的厕所、厨房，不要跟人家共厨房。有了套间之后，我又希望有一个比较大的客厅。有了客厅后，又希望有个宽敞的书房……诸如此类，无穷无尽。因此，幸福的欲求不断增升，创造幸福的行动就不能停止。

　　创造幸福的过程是痛苦的
　　如何创造幸福？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常常把创造幸福和幸福本身混淆起来，幸福是一个目的，每个人都有目的，然而没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去实现它，这个目的的意义就等于零。我今天想到白宫去玩，明天想去罗浮宫，但我既没有机票，也没有签证，更没有钱，这些想法就没有任何意义。目的必须达到才会有满足感、成就感、幸福感。但有人常把手段当成目的。譬如，钱是实现幸福最基本的一种价值手段，但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转化或换算为钱，或者兑换成钱，钱便成了最一般的价值手段，以至于人们常常误把钱当作人生的目的本身，甚至为钱而挣钱而不是为生存和生活去挣钱。于是，问题便成了：你怎样去赚钱？如何去赚更多的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挣钱的过程实际上是很痛苦的过程。成功有时是很偶然的，但大多数的人的成功却充满艰辛，我们去读一些成功人士的传记，比如，李嘉诚先生或者霍英东先生的传记，你就会知道他们挣钱的过程，或者说创造幸福的过程充满着多少艰辛。所以，有时候幸福和不幸，快乐和痛苦实际上只有一线之隔。痛苦的创造实际上是为了快乐的幸福。但是，不经历过不行，人不能坐在那里等，比如说，偶然你发现金山、银山，或者彩票中大奖，这不是幸福，只能叫幸运。生活中有很多种这样的幸运，幸运也确实可以转化为幸福，但你不能把幸运看成幸福本身。创造幸福要理性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并且能够成就自己事业和生活的方式。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要学会掌握赚钱或者成功的本领，还要有机遇和把握并实现机遇的能力。你要选择最适合自己、成就你自己的方式、道路。要知道你自己能干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付出多大努力，你便配享什么样的幸福。

　　创造本身就是幸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把创造幸福过程中的痛苦和艰难视之为不可忍受的不幸，其实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在08年暑假去参加剑桥大学的800周年校庆，在那里接触到了很多煤矿老板的儿子，可以说十之八、九个都是很难成材的，大都在享受。后来碰到一个小男孩，他问我是不是要去买东西吗，他可以开车送我去。他开着一辆宝马。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对我们煤老板的儿子都有偏见，我现在就是要尽力地改变你们的偏见。他承认，十个煤老板的小孩中确实有七、八个都不着调，留学三、五年英语还说不成句。他说：“我一定要做回自己”。这孩子是有希望的，他有一种幸福的自觉和努力，因为他已然明白，父母创造得再多，不属于你的，你自己要做“富一代”而不想做“富二代”，“一”总比“二”好。
　　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幸福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回忆。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地方也是一种幸福，而回忆是否丰富同你的生活是否富于创造性是直接关联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创造，你的回忆就会很苍白。现在有的人非常急躁，就是因为过去的生活太简单，人的生活越单调，情绪就会越急躁，尤其是在更年期。所以，一个人的克制力，一个人的调整生活的能力，与他的生活经历是成正比的。经历了痛苦才能珍惜快乐，经历了严寒才知道的春天的温暖，才懂得快乐和幸福感受的珍贵。心理学有一种说法，心理落差越大，记忆越深刻。我想，幸福也是这样。

　　 学会创造幸福
　　有个老板对我说，万老师我最近烦得很。我说你烦什么呢？生意出毛病了？他说他赚钱越多，越觉得没有成就感。我问他：你是真想要成就感还是假想要成就感，你是怎么理解成就感的？他说：“像我这么有钱的人现在实在是太多了，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我，我想做点什么事也做不成。”我问他：“你想做什么事？”他说：“我想得到社会上的承认，能够知道我会赚钱，有大钱。”有钱了想要人家知道，这种心理可以理解。因为你的钱再多，没有人知道也就等于没钱。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讽刺说，只会挣钱、藏钱而不会用钱的人肯定是有毛病的人，因为这样的钱就是不结果的花，好看不中用。我跟那个老板说，你要成就感可以，你要多大的成就感？他说中等的，我说那你拿三千万来建20所“希望小学”。现在，他大变样了。你知道他每年最高兴的事是什么？是去开政协会。因为他捐资建校，做慈善事业，已被选为地方的政协委员了。老板挣钱到了一定的时候几千万对于他来说只具有数字变动的意义，只有正当合理地运用钱，才会产生新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挣钱的成就感才会提升增强。
　　所以，有成就感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创造幸福，除了创造钱、创造物质条件以外你还要创造幸福本身。我觉得我的那个商人朋友很会创造幸福。交朋友也是创造幸福，一个人的朋友越多，他的生活就越丰富，当然也就越有幸福感。中国人讲“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道理就在这里。

如何分享和享受幸福

　　要学会享受幸福
　　幸福不能独享。实际上我刚才已经说了，食可以独吞，但幸福不能独享。如何享受幸福是现代人、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我们最痛苦的是做不成蛋糕，或者蛋糕做不大，就是不会创造幸福生活。现在，我们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却没有分好，不知道怎么分享这个蛋糕。也就是说，我们会创造价值了，但还不太会享用价值。最最痛苦的是，蛋糕做大了，做好了，忘记吃了，结果被别人给拿走挥霍了。现在美国人就在吃我们做的蛋糕，美国人消费用中国人的钱，包括打仗。这是我们中国人现在最痛苦的事情。
　　很多人都对中国提出一个问题，国家有这么多的储蓄，有这么多的国际借贷，为什么不把这些借贷资本转化为国内人民的生活资源，让国民住更宽敞的房子，享受更好的医保，受更好的教育。现在在北大、清华，你仍会发现很多学生营养不良。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吃荤菜，老是吃咸菜、喝稀饭，啃馒头。清华大学每年用将近600万钱补助学生食堂。北大、清华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但这两所学校的学费是最低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不要让那些有天才、有才华的学生，失去教育的机会。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体制的，或者其他道义的帮助，但还是有这样一些人难以自保。如何享受幸福，看起来是个人的事，但更多的是社会的事。

　　幸福不能独享
　　幸福需要分享。分享有两个好处，就个人来说，与人分享不仅更安全，也更有幸福感。就社会的角度来说，幸福的分享程度越广泛，说明这个社会越公平，秩序越好。反过来，这个社会就不公平。比如说，社会的资源分享，少部分人垄断，多数人沾不到边，这就很麻烦。我是从事教育的，我知道教育资源分配就非常不公。从社会角度来说，能够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肯定能使公民感到幸福。但是现在上大学都很麻烦，譬如，中大在广东，所以它在广东的招生比例大。哪个地方的高校多，这个地方的孩子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大。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按照2010年的数字，北京要招6万多名大学生，但据说2011年北京市能够毕业的高中生还不到六万。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北京的学校还招不满。而河南是全国最大的省份，人口过亿，却没有一所“985”高校，只有一所候补的“211”高校郑州大学。河南的人口是我的家乡湖南人口的一倍，但湖南的高校较多，“211”高校都有4-5所。河南是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教育怎么这么落后呢？我就想不明白。显然，在北京、湖南、河南三地，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就很不公平。在清华的招生中，同年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分相差可以差90多分，这也体现出教育区域性的不公平。
　　所以，从社会的角度上说，让公民尽可能公平的分享，或者尽可能普遍地分享社会资源所带来的幸福，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际幸福是有比较指数的。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什么造反？因为他觉得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与其让你抛弃我，不如让我抛弃你。如果社会抛弃了民众，那么民众会反过来抛弃社会，革命就会发生。经济学家有一个指数，如果标示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超过0.45，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如果超过0.6，社会就会处于动乱状态。因为，基尼系数超过0.6，就说明社会已然极度不公平，一部分社会公民必定要起来抛弃这个社会，抛弃既有的政府。
　　我们找到了把蛋糕做大的办法，现在的问题是学会怎样分蛋糕，政府作为分蛋糕的主角应该有这样的立场，即：政府应该拿最后一份。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政治学家罗尔斯提出了“纯程序正义”，就是使分配达到最公平的程序？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分蛋糕的人拿最后一份，他如果分得不公平，他就只能拿最小的一份。所以，他为了自己拿到跟第一个人一样分量的蛋糕，他一定要用线拉，用尺子量，分得非常的匀称。这样，最后一个人和第一个人拿到的才能是一样大小的份额。政府作为分蛋糕的人就应该拿最后一份。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要与公民的幸福目的一致
　　最后，话说到此，我想给大家讲讲国家幸福和社会的发展目标为什么必须同公民的幸福目的相一致。这里面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社会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目的和共同利益。另一个是国家或政府为什么应当把全体公民或人民的幸福生活置于优先的目标地位。
    我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并以社会的方式生活，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有两个优越的方面：第一，安宁。就是说国家和社会能给我们安宁。与我们每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相比，社会生活更安全。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就像北京山顶洞人那样，会面临很多风险，自然灾害，其它野兽的攻击等等。在所有的动物中，人类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单独的个人生活面临很大的风险，我们的原始祖先实际上是很短命的。一个人只能打一只兔子，打不下一只老虎，但是一群人却可以猎获一只老虎。我们用社会的方式生活可以更加安宁，更有力量抗拒自然灾害，抗拒风险，在同其他动物类的竞争中更有优势，质言之，我们用社会的方式组织起来，可以处于更优越的生存和发展地位。
　　第二，福利。以社会的方式生活使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社会才有分工，有分工，社会的生产力才能提高。因为社会分工是最合理的，能够大大提高生产力。社会分工实际上是按照每个人的特点，或者说是根据每一类人的特点来安排劳动和工作的，这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比如说，让男人织布笨手笨脚的，一天织不了半尺。让女人织布心灵手巧就可以织得很多。这样，整个生产的效益就提高了，你织布织得多，我耕田耕得多，然后我们交换，我拿粮食换你的布。于是，社会就繁荣起来了。所以，人类的社会分工本身是符合道德的，但没有社会就不能够分工，只有社会化才能组织化，才能实现社会分工，有社会的分工和合作才能做出大蛋糕。首先，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强有力，实际上能力都是有限的。其次，每个人都必死，人不能万寿，这意味着人创造的价值不仅仅是你自己独享，你还要繁衍后代，希望事业有人继承，血脉有人来延续。所以我们要组建家庭，结婚生子。社会实际上更有利于我们的福利，这意味着以社会的方式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个人幸福。这是国家的根本目的，政府的根本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代表社会组织和国家的政府应该是仆人，是保姆，人民才是主人，这个观念一定要树立起来。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幸福，如果它不能给我们带来足够的幸福，如果它不能兑现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承诺，它不抛弃人民，人民也会抛弃它。
　　这几年，中央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很多人都对这一执政理念不太理解，说这只是个伦理概念，其实这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理念，然后才是一个政治伦理概念。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政府首先必须要端正政治立场，以人民为本。人民是本，政府是用。也就是说，人民的幸福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政府只是实现这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手段和方式，这才是最根本的。我不完全同意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它有一种看法是对的，政府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做好人民公仆，服务于人民生活，所以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是最正确的，服务是政府的根本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应该怎么服务，服务得咋样，那就得要问问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要以这一点为根本标志。我经常开玩笑，什么时候，在中国，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官”具有“民”的感觉，而我们的“民”具有“官”的感觉，那么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就真的到了一个新的让人民满意的水平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