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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2011-7-5 来源:文博院

  作者简介:曾德雄,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1967年出生于湖北仙桃,1985年进入湖北大学中文系学文,1991年9月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4年7月毕业进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任编辑,2001年任副主编,2007年任常务副主编。2003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6年7月毕业,获博士学位。2006年11月当选为广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1、陌生人社会最高的权威就是法律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官方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在学术界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社会,转型社会的意思就是说旧的东西已经打破了,但新的东西还没有形成,从积极的角度来讲,它正在形成当中。这个转型,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给它下定义,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理解一点的定义,我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看作是从一个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大家知道熟人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村落社会,只有在村落里面才是熟人社会,各个人都认识。这种村落社会的组织,这种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村落往往是同一姓,是一种家族式的社会,这种家族式的社会就是由血缘宗法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行为的规则,确立社会的组织。这种社会谁是老大呢?族长是老大。他凭什么是老大呢?因为这个族长年龄大,辈份高,其实这种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有一个说法叫家国同构,我们的朝廷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一个村落,就是所谓的家天下。古代的帝国也就是家天下,皇帝的儿子分封各地,亲朋好友各个都升官,这就是传统的村落社会,在政治上朝廷也是一个家族,也是一个村落。这种国家在现代社会里也还有,比如说像朝鲜。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村落社会,它的维系,它的社会规则的制定靠的是道德权威。而现在社会是陌生人的社会,我们早就走出村落了,我们打交道的全部是陌生人。在陌生的社会里面,从那里去找权威,还有没有那样的道德权威,有谁可以说我是全天下的权威?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来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定我们之间的行为准则,制定我们的规则呢?这就是靠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就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都一样,不管我跟你认识不认识,不管我今天在广州,他在新疆,但是我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在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在陌生人的社会最高的权威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高权威,大家都必须服从,它就是我们的规则。
      法律又是谁制定的呢?法律不是由几个天才制定的,从理论上、从道理上来说法律是我们所有人制定的,它是一个契约。譬如我们现在决定办公室里不准抽烟,这就是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谁制定的?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约定,是一个契约。我们大家既然能够共同参与法律的制定,能够共同形成这么一个契约,法律的制定人人有份,那么我们就是“公民”。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转型社会是从传统的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向现在法制化的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目前中国社会相对于村落社会就是有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跨国公司都出现了。普遍的社会交往也是,只要走出村落,会遇到了多少人啊!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我有一个堂弟在广州打工,他要找女朋友,他的爸爸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掐指一算,说你的女朋友在西南方向。大家一听西南方向,很快就会反应是云贵川。但是我叔叔的西南方向不是这样的,他是指我们那个村落的西南方向,只是另外一个村庄。这个例子很能说明在传统社会生长的人和在现代环境下面生长起来的人的观念、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这种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我们由传统的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向法制化的陌生人社会转型,其特征就是出现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的交往。
2、从“民”到“公民”转型
      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是从“民”到“公民”。“公民”是什么?就是能够参与政治,我们不要谁来引导我们,我们要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引导自己,自己完善自己,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现在慢慢养成的习惯。我曾经跟美国一个著名的华人教授探讨过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公众会说我自己为自己服务行不行?公众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这个社会就已经是相当的进步了。
然而,我们如何为自己服务呢?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参与政治。如何参与政治?就是我们要决定自己的公共事务,这种公共事务体现为公共政策,所有公共政策跟我们每个人都相关,花的都是我们的钱,我们就是纳税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观点。他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最后落脚点也在我们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不参与吗?所以,我们要参与政治,通过参与政治来为自己服务。
3、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参与政治有哪些途径呢?我觉得这是要特别强调的,这就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叫“有序”。我们可以参与政治,我们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甚至动不动就找几个人上街走一走或者怎么样,从道理上说你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不是一种有序的参与,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参与。例如现在的网民受到很高的重视,各级领导都很重视网友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喜的表现,证明领导对民意很看重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民意的收集还是不确定的,领导可以找你,也可以找他。比如说我也是一个网友,如果我没有被邀请过去,说不定我也有一点想法,我的意见这么好,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被邀请过去呢?所以说,我们已经做到了参与政治,但是还没有做到“有序”。
     怎么样才算是有序呢?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有序”就是选举。其实选举我们大家经常遇到,居委会的选举,业委会的选举,很多的选举我们都在参加,这个就是有序的,而且选举时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的。一提到选举可能有人就说公众素质这么差,我们能够选举吗?他们能够合法的选举吗?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公众的素质是很好的,我们都很善良,而且都很平和,都喜欢有序。其实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有过这样的选举,当时的苏维埃政府选举基层政权,很多人是不认识字的,不认识字怎么选呢?比如说陈老师是一个候选人,我是一个候选人,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摆一个碗,选民每个人发10颗蚕豆,如果你选陈老师就在他面前的碗放蚕豆,最后看谁碗里的蚕豆多谁就当选。当时不认识字的人就这样选举,现在我们都认识字了,我不相信我们的素质就低到不能选举的程度。所以,说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不能选举,我对这种说法一直是很反感的,因为我不认为我的素质差,我也不认为我们公众的素质差。像广州两三年前基层换届选举的时候,花都就出现了很好的选举,竞选人组织了很好的竞选团队,这些年轻人真的很厉害,拟出了竞选纲领,组织了竞选活动。而且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输了的人还去祝贺对手,然后说我下次要再争取,这就是现代政治里面很可喜的现象。这是很积极的一面,当然我也知道在选举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很糟糕的事,但是你不下水,你怎么才能学会游泳呢?我们都看过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可能我们的选举过程中也会出现像小说里面说的离奇的事情,但这个不应该成为阻挡我们前进的理由。
     除了居委会、业委会等选举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途径就是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关于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其实在我们的国家法律上是有规定的,《组织法》、《选举法》都有规定,只要是合法的公民,有十个人联手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宪法》也有这样的规定。可惜这一条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是我们并不着急,我刚才说目前是出于转型社会,只要有这个规定就代表我们在追求进步,一个社会的转型是很漫长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传统糟粕的社会。但是,它已经把这个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写下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在依法行使这样一个权利,最著名的是湖北的姚立法,他就完全是按照这么一个规定去选举,当然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很多的麻烦事情,但是他一直都实施过来了,他也当选了,这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还有我们的邻居——深圳,深圳这个城市可能比较年轻的原因,那里有很多的热心人士,他们要参选。其中有打工仔,有企业家,有中小企业主,他们都跟我有过联系,要参选,我也跟他们座谈过,跟他们有接触,而且他们参选的依据就是法律依据,说10个人联手我就可以成为候选人。而且深圳在前几年出现过两个很重要的要文件,我觉得这对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是政府出的,一个是市委出的。其中有一个是说放开政府官员的竞选,就是说副区长拿出来竞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放开一定比例的基层人大代表的名额,这才具有本质性,这就是人民民主,公民民主。从深圳想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是在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
      公民如果能够做到有序参与政治,这就是我们自己为自己服务,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的事情作主,公民自己为自己的事作主。现在大家好像把民主当作一种境界,比如说公司去吃一个饭要发扬民主,员工们都发表一下意见,这也是民主。但是民主不是一种境界,也不是一种道德的水平,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背后有生活观念,表现出来的是制度。早期的民主是在英国形成的,当时英国人为什么要民主?他们就觉得皇帝老是收税,而且是贪得无厌。收税之后国家就是跟法国和美国打仗,英国民众说我们如果要纳税的话,就一定要有我们的代表,要对皇帝的决定有否定权,他们当时提出一个“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之后就慢慢地形成了英国的议会民主,民众选出自己的代表,对皇帝的决定进行审议,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媒体上说广州老是这样那样的,好像没有听取市民的意见,这就是一种民主的观点。当然,现在政府和党政部门已经开始很注意听民众意见,证明民主发展的过程越来越好。
4、未来公众政治参与的前景:宪政、民主
      当把这种民主制度化,就是我们说的有序参与,这一种政治模式就叫宪政。这种宪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宪法与法律至上,让法律来约束公众的行为,所有人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的党派,没有任何的团队可以超越法律之上。民主宪政可以说是我们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开始转型以来,几代中国人追求的一个终极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宪政。现在老是说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民主”,其实有学者借助现代的电脑做了一个统计,把五四前后10年的文章的关键词把它挑出来,用电脑来统计哪一个词出现的频率最多,结果后来他们统计的结果发现,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权利”,第二个最多的词是“自由”。大家知道权利和自由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概念,广东最伟大的先贤之一梁启超说什么叫自由,“自由乃权利之表征”,就是说我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的一种状况这就是自由。在我们中国传统社会也好,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也好,我们的自由是经常受到侵犯的,我们为什么受到侵犯?因为我们的权利是没有得到保证的,所以大家没有得到充分的自由。五四的时候人们最向往的是权利和自由,接着是科学和民主。在传统社会道德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我们从小被教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大公无私等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努力工作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没有人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道德目标,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是我们自己权益的目标。
    这个转型是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中间有很多的曲折,我们新一波的转型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国家容许人致富,鼓励你富裕,在改革开放之前富裕是一件很反动的事情,谁要追求致富绝对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追求富裕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追求富裕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还鼓励。在思想上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国家承认了我们财产权的正当性。所以我们当时看到,1978年以后很多人开始蠢蠢欲动,开始做生意,而且马上有很多人富裕了。但是我们要想想,权利有很多的菜单,有财产权、言论权、组织、结社、游行示威表达等等,但是财产权是所有这些权利最最核心的一个权利,言论、游行结社、示威、抗议都是为了财产权,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东西。所以,承认了财产权,实际上就承认了你的言论、表达、监督等等权利。所以,新一波的社会转型,我认为是从道德到权利,这个转型完成了没有呢?远远的没有完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陕西有一对夫妻在家里看黄片,警察冲进去把他们抓起来了。这就能说明中国转型社会的特质,在传统社会道德是核心要素的时候,道德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夫妻看黄碟肯定不能说他是道德,所以公权可以用道德的名义来干预你,处罚你。这种事情在中国以前是很多的,很多人因流氓罪被判处徒刑,开除公职,开除学籍,一辈子基本上完了。
      在权利社会,权利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我们的行为动力是权利,做什么事不再为共产主义目标服务,目标是为家庭生活更美好。我们评价行为标准也是权利,你凭什么说你的行为是正当,他的行为是不正当呢?评价的标准就是一个,就是你的行为有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如果你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就不是正当的,如果你的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那么你的这个行为就是正当的。以道德的标准来看,夫妻看黄碟当然要抓。但是以权利标准来说,夫妻在家里看黄碟没有影响任何人,没有侵犯任何人,这个权利就是正当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所以,这个新闻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警察是站在道德的立场去干涉、处罚他们,网友是站在权利的立场去为他们辩护,后来警察就把他们放了。这个例子很典型、很生动的说明中国社会的转型,也能够说明传统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现在的社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所以,在传统社会道德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在现代社会权利就是人权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要素。我们的社会组织原则,我们的行为动力,我们的社会评价标准全部要站在权利的立场。当我们把这一切,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权利立场的时候,我们会对同样的事情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一些人发言,有分歧,其实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特别是政府跟公众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政府往往很传统,都是站在道德的立场。公众则在权利的立场来发言,所以我们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所以,我有一个说法:权利既是文明的脚步,权利也是文明的标志,文明再往前走,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权利越来越得到彰显,越来越得到保障,所以我们越来越文明。另外一方面,我们之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文明,那是因为我们以权利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越来越进步。例如在几年前重庆有一个老太太,跟一个年轻人结成夫妻,这种事情放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我们无法接受,说他们伤风败俗。但是后来大家说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情,他们两个只要愿意,我们只要祝福他们就好了。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翁帆和杨振宁先生,这个事情在以前我们会说翁帆是不是贪图名利,说杨振宁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但是现在我们会说他们是你情我愿,我们祝福他们就好了。一个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一个是权利的立场,我们正在向权利社会前进,权利社会制度化的表现就是宪政、民主,我们要为自己作主,自己为自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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