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 1984年获法国里昂大学硕士，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李培林教授还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社会学专家组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曾为中央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很多特征已经发生深刻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掘新的动力源泉，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在这个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问题被提出并放在突出位置加以特别重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的必然要求。社会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探索领域。

 

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经济形势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但中国的改革发展实际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掘新的动力源泉，为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在这个新成长阶段所面临的重大任务。

    改革前与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实行了市场经济。然而到了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在很多特征上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发生很多深刻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我们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且我们的主要思路也在发生变化，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改革前二十年的主要做法和思路继续推进后二三十年的发展，还是说我们在某些方面要做出一些新的调整呢？

现阶段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

 

１．从短缺经济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的是所有的产品都短缺，当时是大规模扩展经济，提供人民群众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但是从１９9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变化，到现在更加明显，新的需求、新的短缺在形成。这些短缺就是现在所谓的民生问题，它已经不是温饱问题，而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就业。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来满足充分供给，也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完全由政府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解决民生的主要问题，就是要解决怎么样充分给人民群众提供一种能够有效地，而且服务质量较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２．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之前平均主义是我们体制的主要障碍，改革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提高资源的分配效率。为了突破各种体制障碍，小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正是在这个大政策的影响下，我们国家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但从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以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发展，却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控制范围。

     原来我们想有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收入分配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缩小。但是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不一样，目前收入分配的差距仍呈扩大的趋势。所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３．从温饱和耐用消费品时代到大额消费品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基本有三波：第一波是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解决了温饱问题，那个时期主要解决的就是吃饭和穿衣问题，伴随着服装业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第二波就是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这个过程大概用了10年，而很多欧洲国家这个时期大概用了30年。到现在为止是第三波消费阶段，首先是出现了各种新兴的消费领域，包括旅游、休闲、通讯等等。但是目前阶段一个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大额消费，是以汽车和住房大众普及为代表。

 

４．从廉价劳动力生产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的优势就是供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技术和资本上都没有优势，但是我国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这样中国的产品就能卖到全世界，“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时期，以往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利润的空间已越来越小。而产业升级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它包含了技术含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创造、发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我们遇到了一道坎，也因此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有些地方是短缺、有些地方是过剩的结构性差距。

 

５．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这是现实逼迫我们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在改革开放的阶段，我国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来促进。我国的外贸出口一直是以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速度增长，而且出口贸易占GDP总额在金融危机之前高达60%左右，没有一个大国像我们能有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像美国和日本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在全世界面临着各种国际贸易争端，这些争端会越来越激烈，迫使我们要把经济增长依赖的主要力量更多的放在国内的消费。

 

 

 

二，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

 

     社会建设实践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它们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现在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

 

    １．就业与社会保障

    这一次金融危机时期，有三个出乎预料：一是就业形势的好转比预想快得多；二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工作出现人员短缺，也就是民工荒。我们没有想到就业形势发生了如此快的转变；第三个出乎预料是大学生就业恢复如此缓慢。现在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的。尽管这两个市场在竞争价格接近，但大学生就业领域主要是白领，属于服务业市场；而农民工主要是蓝领，集中在初级制造业。

    我认为出现这个问题是和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系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调整过来。现在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利润空间已经很低，随着农业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各地工资的差异越来越小，所以农民外出打工的冲动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企业不能升级，就没有足够的利润来付农民工较高的工资，所以出现了阶段性的结构问题。

    过去一想到要解决就业问题，民工就希望政府能够解决他们的饭碗问题。学界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就要依靠市场，要大力发展民营和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来解决就业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无论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单一的依靠某一种力量，而是要在市场、社会和企业这三种机制之间建立起一种运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２．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

居民消费率的含义是全部居民的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居民大概在70%，日本在60%，我国现在已经下降 到在全世界来比都是非常低的水平。

      我国的消费为什么不能扩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和现在收入分配的结构有关系。基尼系数是世界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大小的指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基尼系数0.2，在世界范围内算是很平均。基尼系数理论上讲有一个合理的空间，在0.3-0.4之间，但是现在我国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区间达到0.5左右。这样一来造成了虽然我们的收入还在快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分配过于不平均，所以有钱的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又没有钱。

      经济学领域里面有一个通行的规律，这个规律叫消费随收入增长的边际递减，随着你的收入增加，消费占收入的比率是不断降低的。2008年城乡调查数据显示，越低的收入家庭消费率越高，低收入家庭消费率都是90%以上，这种家庭挣100多块钱，90多块钱都是要花出去的。但是高收入的家庭消费率不到60%，大概有一半的钱用作储蓄或者是投资。

　　我们现在的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三个：教育、医疗、住房。中低收入家庭在这三方面消费比例过高，以致压低了其他各种各样的消费。

    消费的问题和分配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是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现在分配政策得不到认同，本来的分配政策问题也不是多么的严重，但是现在它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所以收入分配秩序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仅仅是调整结构，不光是把富人的钱挣来交给穷人，社会制度也是一种技术，如果这种技术不完善，有可能既损害了市场也损害了公平。所以我们在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同时，要比较好的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制度。按小平同志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想，收入肯定有差距，但是这差距主要还是凭本事和才能产生的才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初级阶段，这个制度必须是合理公平的，否则的话会发现费了很大的力气去调节，最终还是每个阶层都不满意。

 

    ３．看病难与事业单位改革

    在全国调查中，被人民群众认为第一难的问题是看病难、看病贵。这是在过去历次调查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为什么看病的问题是老百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首先看家庭的消费结构，医疗现在仅低于食品和教育的家庭教育支出。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支出比例像我国这样高。我国建立起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但是医疗要自理和能够报销一部分的人的比例，还是占需要看病人口的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医院的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在基层的医院，创收的任务被层层分配给每一个大夫头上，每一个大夫在看病的时候就要问，你是公费还是自费。公费的话就多开点药，开营养药。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我国预算内的医疗支出几倍于GDP的速度在大规模的增长。第二，造成了药品的价格比食品价格更快速度的增加。10年以前看一个感冒可能二三十块钱就出来了，现在去医院看感冒估计没有一两百块钱是出不来的。

      现在的医疗问题是由于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造成了老百姓不满意，业内人士也不满意。如果机制不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整个事业单位非盈利机构的改革，是比国有企业改革还要艰巨的社会任务。在给群众提供廉价、快捷、较好的服务的前提下，还要给它们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而且要给业内人员符合劳动法贡献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工资待遇。在这样多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谈何容易？

 

三，社会管理模式建设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条件、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制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却明显滞后，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社会却因为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延续而不能有效地自我发展和组织起来，难以承接这种职能转移。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大都与这一矛盾密切相关。

      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构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实现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目标。而要构建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从宏观上说，就是要解决好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

 

１．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的主体目标。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即：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鉴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发育发展明显滞后的现实状况，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显得尤为重要。

 

　　２．改革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

     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公民个人、家庭、基层自治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所不能办理的公共社会事务，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必须依靠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予以办理。

     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回应社会诉求、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等；主要目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促成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系社会整合、秩序和稳定，从而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主要依据是规范政府相关行为、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的系统社会立法；主要手段和措施是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政策。

这四个方面构成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逻辑、路径和模式，也为改革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规定了基本方向和内涵。

 

３．大力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

      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模式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推动社会自主发展、传统单位制解体背景下的社会重新组织化、多主体平等参与以及多中心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是实现社会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主要路径。

      在当代社会，改变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 “单中心”治理结构，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形成政府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多中心治理结构，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已成为社会管理模式发展的基本趋势。

 

四，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若干经验

 

      开展社会建设，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 “摸着石头过河”，注重基层实践经验，把自上而下的推动与自下而上的经验结合起来。近若干年来，各地在社会建设方面进行了多方改革和探索，形成了一些新的经验和做法，值得认真总结。

 

　　1北京市构建社会建设组织架构、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经验

     北京市在社会建设实践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尝试，构建新型的社会建设组织架构和创新对非营利社会组织的管理，是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两种主要做法。

      在建构新的社会建设组织架构方面，北京于2007年成立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这是我国地方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类似机构，它是一个与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同样级别的实体机构，同时也是市政府的“社会建设办公室”。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着力搭建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首都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北京市的基本方针是“一口审批、分类规范、政府监督、扶持发展”，主要从三个方面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和机制：

首先，出台《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逐步将政府部门对一般社会组织的主管权转移给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

      其次，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加快社会组织发展。北京于2009年4月启动社会组织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试点工作。

再次，建立健全税收减免优惠制度，减轻社会组织的负担。2009年度，全市有182个组织获得税收减免资格。

 

　　2上海市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经验

     职业化是社会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和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上海走在了全国前面。

     目前，上海有一大批职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相关从业人员活跃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残障康复、优抚保障、社区建设、心理疏导、司法矫正等重要领域，帮助个人、家庭、特定群体等服务对象解决困难和问题，较好地起到了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上海市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实践，主要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和好的经验：

     一是社会工作相关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注重整体配套，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制度。

     二是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形成多层次广泛参与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通过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已有上万人获得了社工师、社工师助理或社工员资格，注册社工达到数千人；第二个层次是正在向职业化和专业化方向迈进的社会工作人员，全市约有4万人，主要在民政系统、政法系统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他们是上海市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的基础力量；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工作领域的相关从业人员，规模巨大，估计约有50万人。

      三是社会工作组织体系建设注重发挥社团组织的作用，基本做法是“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广泛参与”。

 

　　3辽宁省建设“民心网”的经验

　　2004年，辽宁省开通了“民心网”。“民心网”从网上接受群众大量投诉，然后把这些投诉分门别类地转送到相关部门去解决，并对办理和处理过程进行实时监督。投诉转到什么部门，几天有答复，处理结果是什么，在网上都一目了然。

　　截至2009年4月20日，“民心网”通过“全天候”公开受理群众关于不正之风问题的举报投诉，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已有42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128人受到组织处理；收缴违规违纪金额1.21亿元，清退违规违纪收费6868万元，从源头上治理取消不合理收费2.2亿元。

　　 “民心网”把解决群众投诉问题与提供公共服务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路。同时，“民心网”也为社会建设的社会参与机制、需求响应机制以及监督监管机制的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

 

　　4浙江温岭市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

　　1999年发端于浙江温岭的基层民主恳谈会，作为一种协商民主形式和机制，是一种力图让普通民众平等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决策过程和政府有效地吸纳民意的尝试，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在各种民主恳谈形式的平等协商行动中，关于企业工资决定和政府预算形成的平等协商的意义最为重大。浙江温岭市是私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劳资矛盾广泛存在，各种规模的工人罢工和集体上访事件频发，更多劳工选择频繁跳槽，企业则陷入用工严重不稳和短缺、互相挖人和哄抬工价的恶性竞争。为了解决好这些问题，温岭市政府把工资民主协商机制引入行业层次，组建业主行业协会、工人行业工会，形成行业集体协商主体，然后，组织劳动部门专家对行业各工种和工序的劳动定额进行测算，形成初步工价。在此基础上，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进行多轮次平等协商和民主谈判，确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工价。工资集体平等协商制度的引入有效减少了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引起的上访大幅度下降。

      把协商民主机制引入乡镇预算形成过程，是温岭市民主恳谈机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温岭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乡镇政府预算民主制度。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是有成效的，能够更好地反映群众的需求，使乡镇预算更加合理，支出结构得到改善优化。

 

　　5江苏南通市构建“大调解”网的经验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增多。2003年4月江苏南通市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创建了“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覆盖城乡的六级大调解网络。

　　南通的经验是把调解的重点放在基层。大量调研显示，80%的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在基层。要使这种结构得到根本性扭转，必须加强乡村调解。从2007年起，南通市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普遍推行“1122”专职队伍建设新模式，即每个村配备1名综合治理专干、1名民警、2名专职保安、2名专职调解员。目前，全市1990个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总共配备起3216名专职调解员。专职调解员报酬由市镇两级财政各出一半，一般每人每年在5000元左右。

　　南通市创造的“大调解”制度，有效避免了群众走“上访”道路和“打官司”解决问题的高成本，形成了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基层的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