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广州西村的市场化试验
2014-12-3 来源：南方日报
广州西村街道环市西苑小区居民贾兆楼家的厨房里，摆放着两个垃圾桶，标识着餐厨垃圾的绿色桶内，分别装着仔细分过类的垃圾。每天傍晚，贾兆楼把两个垃圾袋分别投放到楼道的餐厨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
保洁员王志辉随后会进行二次分拣，经街道配备的餐厨垃圾处理机分解成有机肥料，作小区绿化植被的肥料，或免费送给居民养花。
贾家阳台上摆满了盆栽。“用的就是物业送的有机肥。”贾兆楼说，从家里“走”出去的垃圾以另一种方式又回来了。
2000年6月，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去年8月，荔湾区西村街道引入企业市场化运作模式，以有害垃圾和低附加值垃圾回收处理为突破口，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引来众多关注。
●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见习记者 曹菲
“收买佬”
从“散兵游勇”到生力军
贾兆楼的阳台上几个空玻璃瓶整齐地排列着，现在有人上门回收这些废品。王燕华就是那个上门收“垃圾”的人。王燕华还有另一个身份——西村街道垃圾分类服务队员。像她一样有着双重身份的“收买佬”在街道一共有32人。
去年8月，西村街道与广州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分类得公司”）合作，由街道提供场地，公司提供人力，成立了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下称“促进中心”）。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些曾是收废品的“散兵游勇”变成了西村垃圾分类循环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促进中心社区项目部专员张敬棠说，低附加值的废弃物被分类收集后送往“环保小屋”，经工作人员数据录入后，再由专人定期收购。
红屋顶、白墙壁，贴有绿色垃圾分类宣传标语的“环保小屋”，是废弃物的中转站。西村街道共有15个，每座小屋可服务居民500户。张敬棠说，促进中心每逢周六、周日都会组织服务队员在不同社区开展玻璃、大宗家具、废旧木头、废旧纺织物等低附加值废弃物回收活动。
贾兆楼说，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都投放到了楼下的有害垃圾回收箱里。记者在西村街行走，不时就能看到悬挂在墙上的红色的有害垃圾回收箱，里面装着不少废电池、旧灯管等有害垃圾。
像这样的有害垃圾回收箱在西村街道一共有169个，促进中心每隔3天会进行一次回收登记。同时，促进中心联合西村街内五金店、药房开展有害物质商铺代收工作，增加居民有害物质投放途径。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村街共回收旧木制品约80吨，废玻璃约40吨、旧衣物约0.5吨、荧光灯管1100多根，过期药品、电池等有毒物品240多斤。截至今年6月，低附加值废弃物回收已稳定在每月35吨左右，基本实现了低附加值资源从垃圾源头分流减量。
三年探索
分类试点一度遭遇瓶颈
“3年多以前，西村是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西村街道城管科一负责人说。2011年，按照广州市统一安排，西村街道启动垃圾分类宣传倡导，为试点做准备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街道组织专人选择了一些在垃圾分类上先行的社区进行了考察学习。
经过多次商讨，西村街道决定在物业管理较成熟的岭南湾畔小区、环市西苑小区、西村街肉菜市场和广雅中学等4个单位率先进行试点。2012年5月，岭南湾畔小区居民接到一纸通知，每户可免费领取一个餐厨垃圾桶，西村垃圾分类工作正式进入实操阶段。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主动领取垃圾桶的住户不到80%。推广了半年，岭南湾畔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准确率仍达不到40%。”街道随后又增加了向居民免费派送绿色的餐厨垃圾袋，并对袋子进行编号，以便对每袋垃圾的来源进行核查。物业还设计了给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发奖品，以激励居民分类的热情。但准确率一直徘徊在40%到50%之间，工作确实进入了瓶颈期。
老社区的垃圾都是靠环卫工上门回收，而环卫工的工资也是从每户缴纳的每月15元的环卫费中支出。设置分类垃圾桶后，居民会拒交环卫费，将直接影响环卫工的薪酬待遇。直到企业加入后，西村街以源头减量为目标，采取“先易后难”的路线，将低附加值废弃物和有害垃圾的回收覆盖整个社区，尝试触碰曾经不敢靠近的老社区。
深层矛盾
收运管理的现实困境
西村街的探索只是广州垃圾分类试点的一个缩影。据广州市城管委分类处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12年开始，广州分别在多个街道引入“直收直运”、“按袋计量”、“专袋投放”和“统收统运”等分类模式进行了试点。
“大多只推广了半年到一年时间。”广州市城管委分类处处长尹自永说，居民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环卫工人作业不匹配、回收设备不足等，都是造成试点“短命”的原因。
试点纷纷遭遇瓶颈，另一方面，化解垃圾围城的形势却已经迫在眉睫。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每天需处理的垃圾量平均为10562吨，但中心城区现有的终处理设施的李坑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仅为3000吨。
历经多年之后，为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仍然如此困难？两年前，省社科院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将原因归结为“路线纷争、制度缺失和体系不完善”三个方面。
在课题组组长、省社科院国学中心主任柯可看来，尽管时间已过去了两年，上述问题仍然存在。虽然政府一直力推垃圾分类处理，但广州的垃圾处理总体仍以烧埋为主、分类为辅，与该模式相配套的制度管理体系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柯可解释，以烧埋为主的垃圾清洁路线更注重终端，如垃圾中转站、焚烧厂、填埋场等设施的建设。除了焚烧发电以外，在垃圾处理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而以垃圾分类为主、烧埋为辅的路线，在对垃圾进行烧埋之前，将其中的高低附加值资源、餐厨垃圾等进行回收利用，在前端就构建起垃圾回收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最终进入烧埋环节的垃圾量将大大减少。
尹自永也说，现在垃圾处理财政预算也是与混合收运模式相配套的，清运的垃圾越多，获得的处理经费也就越多。垃圾分类处理后实现的减量化与此预算模式互相矛盾，垃圾减量意味着城管部门垃圾处理经费减少，自然缺乏推动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目前广州市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参与
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垃圾分类工作需要打破政府包揽，加强企业参与度，让利于民间。”柯可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最大程度地提高垃圾分类及资源化的效率和市场价值，就必须形成一个分工协作、价值分享的产业化体系。其中，包括垃圾管理企业、垃圾分拣企业、垃圾清运企业和垃圾处理企业等多种市场主体。
在柯可看来，企业参与西村街垃圾分类工作，就是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企业进驻西村街后，发挥熟悉市场和拥有回收渠道的优势，首先在有害垃圾单独收集和低附加值废弃物集中收集上，建立起较为高效的资源回收体系。由于打通了渠道，在“西村试验”中，居民、“收买佬”都可以直接从垃圾分类中获益，民众自觉分类的动力明显提升。
困难依然存在。尹自永承认，目前的财政预算无法与垃圾分类处理相配套，实行垃圾分类的同时如何激发城管部门、环卫工的积极性，仍是一个难题。
柯可认为，从长远利益来看，垃圾分类后大量资源被回收利用，流入烧埋环节的垃圾大大减少，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烧埋后端处理上的投入将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缓解了政府在垃圾处理财政投入上的压力。
“许多新技术、资本、从业人员都在民间，我们需要企业参与进来。”尹自永表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全民动员正是目前广州推行垃圾分类的四个原则。
根据今年7月广州召开的垃圾分类处理动员大会，目前正向全市推广的是“定时定点+误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并力争在今年内推广至30%的社区。
【www.gdsqzx.com.cn】
保洁员王志辉随后会进行二次分拣，经街道配备的餐厨垃圾处理机分解成有机肥料，作小区绿化植被的肥料，或免费送给居民养花。
贾家阳台上摆满了盆栽。“用的就是物业送的有机肥。”贾兆楼说，从家里“走”出去的垃圾以另一种方式又回来了。
2000年6月，广州被列为全国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去年8月，荔湾区西村街道引入企业市场化运作模式，以有害垃圾和低附加值垃圾回收处理为突破口，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引来众多关注。
●南方日报记者 刘进 见习记者 曹菲
“收买佬”
从“散兵游勇”到生力军
贾兆楼的阳台上几个空玻璃瓶整齐地排列着，现在有人上门回收这些废品。王燕华就是那个上门收“垃圾”的人。王燕华还有另一个身份——西村街道垃圾分类服务队员。像她一样有着双重身份的“收买佬”在街道一共有32人。
去年8月，西村街道与广州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分类得公司”）合作，由街道提供场地，公司提供人力，成立了西村街垃圾分类促进中心（下称“促进中心”）。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些曾是收废品的“散兵游勇”变成了西村垃圾分类循环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促进中心社区项目部专员张敬棠说，低附加值的废弃物被分类收集后送往“环保小屋”，经工作人员数据录入后，再由专人定期收购。
红屋顶、白墙壁，贴有绿色垃圾分类宣传标语的“环保小屋”，是废弃物的中转站。西村街道共有15个，每座小屋可服务居民500户。张敬棠说，促进中心每逢周六、周日都会组织服务队员在不同社区开展玻璃、大宗家具、废旧木头、废旧纺织物等低附加值废弃物回收活动。
贾兆楼说，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等都投放到了楼下的有害垃圾回收箱里。记者在西村街行走，不时就能看到悬挂在墙上的红色的有害垃圾回收箱，里面装着不少废电池、旧灯管等有害垃圾。
像这样的有害垃圾回收箱在西村街道一共有169个，促进中心每隔3天会进行一次回收登记。同时，促进中心联合西村街内五金店、药房开展有害物质商铺代收工作，增加居民有害物质投放途径。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西村街共回收旧木制品约80吨，废玻璃约40吨、旧衣物约0.5吨、荧光灯管1100多根，过期药品、电池等有毒物品240多斤。截至今年6月，低附加值废弃物回收已稳定在每月35吨左右，基本实现了低附加值资源从垃圾源头分流减量。
三年探索
分类试点一度遭遇瓶颈
“3年多以前，西村是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西村街道城管科一负责人说。2011年，按照广州市统一安排，西村街道启动垃圾分类宣传倡导，为试点做准备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街道组织专人选择了一些在垃圾分类上先行的社区进行了考察学习。
经过多次商讨，西村街道决定在物业管理较成熟的岭南湾畔小区、环市西苑小区、西村街肉菜市场和广雅中学等4个单位率先进行试点。2012年5月，岭南湾畔小区居民接到一纸通知，每户可免费领取一个餐厨垃圾桶，西村垃圾分类工作正式进入实操阶段。
结果是令人遗憾的。“主动领取垃圾桶的住户不到80%。推广了半年，岭南湾畔小区居民垃圾分类准确率仍达不到40%。”街道随后又增加了向居民免费派送绿色的餐厨垃圾袋，并对袋子进行编号，以便对每袋垃圾的来源进行核查。物业还设计了给准确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发奖品，以激励居民分类的热情。但准确率一直徘徊在40%到50%之间，工作确实进入了瓶颈期。
老社区的垃圾都是靠环卫工上门回收，而环卫工的工资也是从每户缴纳的每月15元的环卫费中支出。设置分类垃圾桶后，居民会拒交环卫费，将直接影响环卫工的薪酬待遇。直到企业加入后，西村街以源头减量为目标，采取“先易后难”的路线，将低附加值废弃物和有害垃圾的回收覆盖整个社区，尝试触碰曾经不敢靠近的老社区。
深层矛盾
收运管理的现实困境
西村街的探索只是广州垃圾分类试点的一个缩影。据广州市城管委分类处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从2012年开始，广州分别在多个街道引入“直收直运”、“按袋计量”、“专袋投放”和“统收统运”等分类模式进行了试点。
“大多只推广了半年到一年时间。”广州市城管委分类处处长尹自永说，居民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环卫工人作业不匹配、回收设备不足等，都是造成试点“短命”的原因。
试点纷纷遭遇瓶颈，另一方面，化解垃圾围城的形势却已经迫在眉睫。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每天需处理的垃圾量平均为10562吨，但中心城区现有的终处理设施的李坑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仅为3000吨。
历经多年之后，为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仍然如此困难？两年前，省社科院曾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一份调研报告中，将原因归结为“路线纷争、制度缺失和体系不完善”三个方面。
在课题组组长、省社科院国学中心主任柯可看来，尽管时间已过去了两年，上述问题仍然存在。虽然政府一直力推垃圾分类处理，但广州的垃圾处理总体仍以烧埋为主、分类为辅，与该模式相配套的制度管理体系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柯可解释，以烧埋为主的垃圾清洁路线更注重终端，如垃圾中转站、焚烧厂、填埋场等设施的建设。除了焚烧发电以外，在垃圾处理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而以垃圾分类为主、烧埋为辅的路线，在对垃圾进行烧埋之前，将其中的高低附加值资源、餐厨垃圾等进行回收利用，在前端就构建起垃圾回收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最终进入烧埋环节的垃圾量将大大减少。
尹自永也说，现在垃圾处理财政预算也是与混合收运模式相配套的，清运的垃圾越多，获得的处理经费也就越多。垃圾分类处理后实现的减量化与此预算模式互相矛盾，垃圾减量意味着城管部门垃圾处理经费减少，自然缺乏推动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目前广州市缺乏相应的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业参与
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垃圾分类工作需要打破政府包揽，加强企业参与度，让利于民间。”柯可说，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最大程度地提高垃圾分类及资源化的效率和市场价值，就必须形成一个分工协作、价值分享的产业化体系。其中，包括垃圾管理企业、垃圾分拣企业、垃圾清运企业和垃圾处理企业等多种市场主体。
在柯可看来，企业参与西村街垃圾分类工作，就是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企业进驻西村街后，发挥熟悉市场和拥有回收渠道的优势，首先在有害垃圾单独收集和低附加值废弃物集中收集上，建立起较为高效的资源回收体系。由于打通了渠道，在“西村试验”中，居民、“收买佬”都可以直接从垃圾分类中获益，民众自觉分类的动力明显提升。
困难依然存在。尹自永承认，目前的财政预算无法与垃圾分类处理相配套，实行垃圾分类的同时如何激发城管部门、环卫工的积极性，仍是一个难题。
柯可认为，从长远利益来看，垃圾分类后大量资源被回收利用，流入烧埋环节的垃圾大大减少，这就意味着政府在烧埋后端处理上的投入将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缓解了政府在垃圾处理财政投入上的压力。
“许多新技术、资本、从业人员都在民间，我们需要企业参与进来。”尹自永表示，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全民动员正是目前广州推行垃圾分类的四个原则。
根据今年7月广州召开的垃圾分类处理动员大会，目前正向全市推广的是“定时定点+误时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模式，并力争在今年内推广至30%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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