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诊难住院难跟进难 精神病人“治病难”

 　　5月20日晚，精神病人再次以“肇事者”形象，进入公众视野。曾有精神病史的林某某疑因精神病发作，在罗湖区田贝四路持刀行凶，致1死7伤。深圳晚报记者连日采访精神病人家属、医疗专家、法律工作者、义工等人，发现在“肇事者”标签背后，精神病人“治病难”困境同样突出。

　　送诊：自愿与强制的平衡难题

 　　2014年8月，胡女士多次跟婆婆等人谈起想带丈夫到深圳市康宁医院看病，每次都换来“小题大做”的责备。后来，胡女士瞒着家人，连哄带骗把丈夫带到康宁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显示，其丈夫患有躁狂症，建议住院治疗。事实上，对精神病人家属来说，把病人送去康宁医院，不啻于一场“孤独的斗争”。

 　　2013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在个人已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监护人可强制送诊；有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监护人必须送诊，否则公安机关将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除此之外的送诊行为，均须基于自愿。

 　　5月20日，田贝四路林某某行凶事件中，林某某家属曾拨打120，福田区某医院出车，家属将林某某带上急救车，并跟车前往康宁医院，但林某某下车后自行走出医院。深圳市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市民如拨打120，因电话中无法获悉病情，120会先派车，但就5月20日事件，相关处置细节，市卫人委仍在调查中。

　　住院：“夹生”患者匆匆出院

 　　“深圳市康宁医院病房严重不足。”接受深圳晚报记者采访时，该院医务科科长杨孔军不无忧虑说道。杨孔军介绍，康宁医院直到2012年8月诊疗新楼启用，床位增至约500张，通过增加临时床位，住院患者实际比设计床位多百余人，但与接诊量相比，床位仍显不足。

　　“我们的病人往往是治得夹生不熟的时候就要出院。”2013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如是表示。

　　杨孔军则介绍，按法律规定，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被强制收治的患者，才需经评估合格后方可出院。

 　　深圳市康宁医院郭金宏等人2006年曾对医院过去3年内的2344名住院女性患者住院数据进行统计，结果表明，上述患者首次住院后，约六成痊愈后出院，三成有所好转后出院，一成未愈而出院。

　　跟进：1名护士跟进45名患者

　　早在2008年，深圳市即建立了精神卫生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加强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

 　　罗湖一家社康中心护士邱女士介绍，重性精神病患者出院后，相关信息会通过上述信息管理系统，传至所住地的社康中心，社康中心再进行建档，跟进服务。依患者病情，探访周期从3个月到两周不等。如有突发情况，则须逐一排查，汇总上报。

 　　该家社康中心目前跟进服务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45人，并非精神专科医生的邱女士，既在社康中心担任护士工作，还要跟进45人康复情况，她坦言，压力很大。

 　　市康宁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对全市社康中心的专兼职精神科医生，康宁医院会定期开展培训。据悉，目前，多数社康中心并无精神病专科医生，相关跟进服务多由一名护士兼任，社康中心主任同时进行指导。
　　公开资料显示，精神卫生工作信息管理系统目前有患者1.6万名，已纳入管理的近九成。

　　监护：谁来帮助年老的监护人

 　　深圳衡平机构发起人、公益律师黄雪涛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在她看来，尊重精神病人权利同时，相关部门应严格执法，不可过于宽容，而监护人如未能履行监护职责，也应承担相关责任。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兰春曾是贝丽南路精神病人何某行凶案件的辩护人，该案造成三死一伤。接受深圳晚报记者采访时，他直言，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监管体系，因为以家庭为主，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朱兰春建议，深圳精神病患者的社区支持体系，仍有待加强，可效仿香港，由专业医护人员、社工跟进个案服务。他同时认为，第三方诊断机构应更加积极介入，对是否有危害他人风险提供专业意见；既然不是所有社区都有重性精神病患者，社康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合理调配医疗力量。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会所，该所负责人则表示，不少精神病患者渴望有一份工作，工作能让他们更认可自己价值，也帮助他们重新建立社会联系，但会所很难找到愿意提供公益岗位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