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精神上，“新两个凡是”体现了中国政府将继续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弱化自身角色的态度和决心，逐渐解除套在市场和社会身上的各种束缚，为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各就其位的政治社会格局转变铺路。由此，中国继续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得到了明确。
　　从长远看，“新两个凡是”的价值还在于其进一步体现了当代中国改革的本质。如果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中国改革的本质意义无疑会更加明晰。
　　比较中西方历史，很多人都困惑为什么中国与欧美国家自近代以来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和遭遇。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直接发问：“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在其经典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森阐述了自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所谓自由，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由政治自由、经济竞争、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条件共同组成。森认为，个人生活权利的扩张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当发展的目标被定为对人的自由扩展时，就真正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便是自由之于发展的真谛所在。
　　根据森的这个理论逻辑，人们可以发现，近现代欧美之所以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市场和社会的自由得到释放是主要原因。一部欧美的历史，就是民众权利不断增大、政府权力不断缩小、民众不断实现和拓展自由的历程。相反，表面上自由散漫的中国民众缺乏的正是森所阐述的自由。一部中国历史，就是民众权利不断缩小，政府权力不断集中、民众自由不断丧失的过程。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就是市场孱弱、社会不能自主的必然结果。
　　以此观之，中国改革的本质在终极意义上就是要把颠倒了的发展逻辑重新颠倒过来。通过返还和拓展民众的自由权利、完善自由竞争与选择基础上的市场体制、培育强大的公民社会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见证了这种通过不断释放市场和社会自由所创造的能量，过去如此，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局和未来的长期发展更是需要如此。
　　今年以来的一些迹象表明，人们有理由对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改革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在“新两个凡是”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既往依靠投资、劳动力、土地和超发货币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改变，一个市场和社会力量得到更大发挥、政府作用相形下降的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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