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府的投资拉动成为各种投资主体的主要方面，形成“一枝独秀”，但从长期看，这是经济资源的一种畸形错配。首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投资行为应当是市场行为，应当是不同的经济主体都参与投资，现在的问题是：民资，外资的投资积极性不高，他们的积极性没能有效的激活。由于政府与实体经济争夺银行的信贷资源，实体经济对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流动资金需求都存在问题，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民企的投资积极性是低迷的。投资拉动的结果很难与消费拉动结合起来，投资周期过后并没有掀起新一轮的消费周期的热潮。

其次，就政府投资拉动而言，亦存在投资效率问题。投资拉动表现为：投资过程的拉动和投资结果的拉动，从市场逻辑看，应当是既重视过程的拉动，更重视结果的拉动。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投资过程是能看到一些拉动的作用：经济的繁荣，GDP保持着一定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的结果因为不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形成产能过剩，重复建设，政绩工程等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严重效果；另一方面，投入资金实现不了预期的经济回报，从而引爆了＂影子银行＂的问题。

再者，政府投资拉动的政策具有惯性，容易增加地方政府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从投资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政策的出台具有政策的时滞性和政策惯性。就是说，政策出台的时候未必立马见效，政策调整的时候还有原有政策的运行“惯性”。同样道理：投资拉动这一政策的出台，当前就遇到了惯性问题。本来此政策已经划了句号，可是，惯性却在不断的推动着。如果不搞政府式的投资拉动了，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拉动市场了，不知道如何保住GDP的增长速度了，不会引导和刺激社会其他经济主体进行投资，以实现投资的多元化。

3．政府举债投资客观上受制于自身财力，需要量力而为。“十二五”的后三年，将是加大投资拉动的三年．全国部分省市很快就拉出了20多万亿的项目投资清单。广东省也将计划投资4万多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达1.48亿元。在最近召开的项目金融•建设对接工作会上就累计签约871.75亿元，这也意味着银行意向同意贷款，占总投资计划的58.9%。政府举债搞建设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否做到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国家审计署为此根据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提出了举债警戒线的三个标准：

（1）债务率：指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债务规模大小的指标。达到100%为红线。尽管我国地方政府目前总体债务水平在可控范围内，但政府的债务风险在加大，关键在于事权的敞口，投资的敞口，举债的敞口，而财权有限，税收来源受制于“土地转让”，财政预算中的转移支付一是数额小，二是大多有指定用途，用于项目投资的资金很大程度依赖于银行。

（2）偿债率：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衡量当期偿债压力的指标。达到20%为红线，美国法律规定，地方政府的借债不超过综合财力的五倍，也正是这一红线标准。

（3）逾期债务率：逾期债务余额与债务余额的比重，是衡量债务风险的重要指标。现在的问题：地方政府巨额的存量债务通过“借新还旧”，“渠道腾挪”（从信托渠道转移到融资租赁，BT融资）和“投融资模式创新”等方式继续着，使大量的新增资金供应替代原有债务，并偿还债务利息，以保证债务的可持续循环。

---

共5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