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当务之急是改善金融生态、经济生态，促进民间投资的活跃，让政府投资有序退出或弱化，提升社会投资的整体效益。市场的各个投资主体为什么不热衷投资，也不热衷投资拉动，而使得本来是服务型的政府成为投资大户。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缺乏良好的经济生态和市场生态。这个群体得不到金融信贷的必要支持，在外贸出口受阻，国内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又得不到金融的必要的大力支持。其投资的热忱显然在急剧减退。金融中介活动越来越从传统的银行转到以资本市场为主，金融机构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率在减少，而金融债券，政府债券，股票等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却有明显上升。同时，金融的职能被严重异化，在发挥经济核心的作用中，偏离了轨道。在我国，“货币”与“财政”关系变得越来越模糊。一方面，货币过多的承担“准财政”的职能，“低政府债务，高货币信贷”是货币充当“准财政”职能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政府对这样的“转移支付”乐此不疲，似乎找到了富矿，导致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实体经济贷款难真正成为了老大难。金融不自觉的向三个方向走去：一耗损型金融：金融资本主要不是用于实体经济和扩大再生产，而是被浪费在过渡的政府购买上；二是依附型金融：金融发展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要么被动依附于产业结构，要么在政府保护下生存；三是泡沫化金融：经济的过渡金融化，过渡脱离实体经济而导致失控性的金融泡沫化。政府投资唱主角，过渡占有、浪费金融资源，而民间投资消极，融资困难，终将导致投资效应的减弱，低投资回报率，产能过剩，金融机构坏账上升，进而损害经济运行的质量。

从长周期看，政府投资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辅助性、补助性、调节性的短期措施，经济的健康发展从长远看更要依赖于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倘若经济患上了政府投资依赖症，显然经济的发展方式、经济的结构、经济的健康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政府投资如何逐步让位于民间投资，如何调动民资的积极性，应该是政府首当考虑的问题。

三、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应当实行制度约束。

1.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地方政府很难抑制不理性的投资冲动。所谓不理性的投资冲动，表现为只考虑项目投资的必要性，没有考虑项目所需资金筹措的可行性，不考虑不与实体经济争夺金融资源，不考虑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率、偿债率和财政能力。项目投资的期限错配，效益错配，以及项目建设中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将使得融资的现实风险和社会都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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